小黑屋 调教 托洛茨基：第一册日志（1935年2
发布日期：2024-10-31 03:49 点击次数：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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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日志（1935年2-5月）小黑屋 调教
有毒吗 1935年2月7日 日記並不是我所特別喜歡的一種寫作方式。脚下，我倒寧願讀讀報紙。但是手頭一份報紙也沒有……由於不可從事政事活動，我不得已只好乞助於寫日記的辦法來代替讀報了。大戰開始的那陣子，我被監禁在瑞士，記了有好幾個星期的日記。以後我於1916年從法國被驅逐到西班牙時又這樣作念了。我想來也就這麼兩次。現在我又不得已寫起政事日記來了。這一次會持續多久？或許幾個月也未可知。但不會保持幾年。縱然斯大林、希特勒的特務，或者他們在法國的一又友不會馬上對我進行暗殺，但這樣那樣的事總會發生，從而中斷我的日記。 拉薩爾曾經寫過，哪怕只要完成他感到力所能及的一部分東西，即使沒能寫完他所明察的一切，他都會高興的。任何创新者都會有一種“所見略同”的感覺。关联词每一個东说念主又必須考慮實際狀況。既然命運注定我參加這些紧要事件，因此是我過去的經歷使我現在失去行動的機會。我被动對這些旧事作出解釋，並試圖預見它們的未來進程。作念這件事至少比單純的閱讀要好得多。 此間，我和外界的接觸幾乎完全侷限於報紙和一些書信往來，如果我的日記往往採取對報章雜誌作某種評論的款式，這是不足為怪的。令我感興趣的不是新聞界自己，而是通過報紙這面曲解的鏡子所响应出來的那種深刻的社會力量的作用。不過，我当然無意预先稚拙於採取這一款式。日記的優點──可惜，僅此长途──正在於它能使筆者擺脫書面語言的條條框框或者清規戒律。 2月8日 很難想像是否還有比讀列昂·勃魯姆[1]的文章更傷腦筋的事了。他是個受過拔擢，還算聰明的东说念主，但是他的生活办法似乎就是在客廳裡高談闊論，夸夸其談长途。能夠對此作出解釋的，即他是一個政事上曇花一現的东说念主物。他和我們整個時代衰颓失色。他的一丁點兒適於在議會遊說的才能在當今令东说念主横眉而视的巨流漩渦中顯得可憐况兼无关紧要。 今天報紙上有一篇紀念2月6日周年的專文，不过乎又是“法西斯主義不成氣候”之類的話。关联词弗朗丹在“撑持還是反對法西斯暴亂”的問題上仍然猶豫不決。那個可資依賴的勃魯姆責怪弗朗丹的軟弱。勃魯姆給弗朗丹[2]遞交了一份最後通牒：“撑持或者反對法西斯暴亂！”但是弗朗丹決不吵嘴作出選擇不可的。他的“力量”就在於他是站在的法西斯暴亂和工东说念主防衛之間。弗朗丹和加香越是軟弱，那麼這種合成的力量就越是靠攏法西斯。 斯大林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主義是一對孿生子。現在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主義──弗朗丹和加香[3]成了一對孿生子。他們依仗手中的權力正在為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效勞。 《东说念主说念報》同時出現了一條高兴洋洋的標題：“它們沒有成過什麼氣候！”正是那個軟弱的弗朗丹使強大的“統一戰線”得到輝煌的勝利。統一戰線揚言要把工东说念主們帶到協和廣場，那就是說，讓手無寸鐵的、毫無組織的群眾表示在武裝軍警的槍彈和馬蹄下。如果這一威脅從一開始就被認真加以實施，就會成為犯科的冒險主義。关联词這仅仅同那個“軟弱的”弗朗丹预先斟酌過的一個虛張聲勢的行動。維克多·阿德勒曾是本质過這一戰術的老手，而現在他的黨又在旧调重弹了。今天《东说念主民報》和《东说念主说念報》對弗朗丹的抨擊仅仅為了掩飾昨天和他達成的協議。這些先生們滿以為他們不错欺瞞歷史，到頭來卻只能是自欺欺东说念主。 此時，《時報》正在和那些说念德上的失足、墮落進行著鬥爭。 2月9日 拉科西[4]被判終身苦役。幾年的監獄生活，他表現了创新者應有的尊嚴。無論如何，使他倖免於死的決不是《东说念主说念報》的一次次抗議，這種抗議幾乎是無補於事的。一個蹙迫得多的因素是法國大都市報紙的呼聲，發起者即是《時報》。這家報紙撑持拉科西反對匈牙利政府，就像當年“反對”季諾維也夫、撑持斯大林的審判一樣。兩件事當然都是出於“愛國”的考慮。除此之外，《時報》還能有什麼其他什麼考慮嗎？ 在季諾維也夫事件上，不错确定其中包含著對於社會上保守勢力的考慮。《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對在哪兒不错領受旨意，顯然是了了的，他曾幾次強調，季諾維也夫像所有現在遭受毒害的反對者一樣站到政府的左邊來了，因此沒有絲毫情理值得驚異。確實，拉科西是站在霍爾蒂[5]的左翼，──事實上是極左翼──关联词在這件事上，《時報》卻給克里姆林宮幫了倒忙。我們作為一個不抱偏見的东说念主士是必須加以想索的。 內政部長防止了預定在2月10日舉行的工东说念主的反法西斯请愿遊行。加香和勃魯姆条目“軟弱”的弗朗丹闭幕法西斯團體，以此來加強他們對付工东说念主組織的力量。這個新波拿巴主義的尽心是顯而易見的。加香和勃魯姆毋庸說會在報上大罵弗朗丹，這對他們故意也對弗朗丹同樣故意。這些先生們對於防止工东说念主的请愿感到由衷的高興；一切將恢復日常，這是天主的旨意，這樣它們便不错繼續起到反對黨的灵验作用。 在东说念主民的撑持下，罷工东说念主數已增多到四十八萬三千东说念主。勃魯姆讓弗羅薩爾不才院就罷工一事作一次演講。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打呼叫，道理是“你們不要被罷工搞得惶遽不安，他們沒什麼可怕的。只要保住議會和我們的目田就行了。” 2月11日 羅姆是德國衝鋒隊參謀長，後來被希特勒處死。他的回憶錄雖說味同嚼蠟，卻頗為澄莹地勾画出他所處的環境中那種無可置疑的粗俗圖景，在心理上繼續維持“階級調和”論，對納粹的“社會主義”來說，仍吵嘴常蹙迫的。“兵營社會主義”是馬爾托夫过头他孟什維克毫無根據地加在布爾什維克身上的措辭，對於納粹來說倒是完全合適的，至少對於不久前的納粹是哀而不伤的。在羅姆本东说念主身上這種營房裡的“夥伴關係”是和雞奸相称有機地聯繫在沿路的。 這個頭腦狹隘的雇傭兵因為沒有撈到為德國作戰的機會，曾一度志願去玻利維亞作戰，关联词此东说念主是以当然主義的態度對待东说念主和事的，因此他能夠說出那些空談社會主義者所說不出的某些很恰當的意見。 “強烈抗議、大規模集會有益於創造一種令东说念主激昂的氣氛，往往不错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沒有东说念主在這種名义熱烈的現象背後作切實的準備，並下決心去付諸行動，那麼，這些抗議和集會是無濟於事的。”（《回憶錄》第80頁） 這一帶有真谛因素的想想包含著對希特勒的針砭：他夸夸其談，而我是務實家。按照羅姆的說法，軍东说念主地位高於政客。但恰正是政客剝奪了軍东说念主的地位。 2月12日 今天《东说念主民報》和《东说念主说念報》闻宠若惊，原因是有十萬名“反法西斯的群眾”遊行通過了共和國廣場。“Qud admiialele peuple！”（“多好的东说念主民！”）勃魯姆寫说念。每當群眾響應他們的號召，這些东说念主便感到驚異。幾十年來他們除了濫用群眾對他們的信任除外，一無所成，因而它們额外感到驚異。好一個十萬东说念主！关联词法西斯的雇傭兵隊長知说念這仅仅今天集会未来散夥的烏合之眾长途。那個曾把馬克想主義说念德變成放縱的犬儒主義的瓦楊·古久理，根據共和國廣場的请愿得出結論認為，必須馬上肃清法西斯社團的武裝，肃清法西斯社團！ 說到這裡，不禁使东说念主想起一件事：當時擔任內政部長的格羅納將軍曾在1932年4月13日的通饬中向希特勒的軍隊（即衝鋒隊）發布了一項禁令，羅姆就此事作了如下敘述： “衝鋒隊在多貝里茲的演習場上訓練著，唯有軍裝和軍旗不見了，別的一切照舊，就像以前在帝國政府的訓練場一樣。現在他們仅仅不以衝鋒隊而是以德國民間運動團體的名義出現罷了。” 必須指出的是，格羅納將軍當時不僅是內政部長，况兼還是國防部長。鑒於議會中機會主義的考慮，他以內政部長的資格“取締”了衝鋒隊同時又以國防部長的資格高亢地給他們提供了所需的一切松弛，以繼續發展他們的實力。這一典型的政事事件充分顯示出，条目肃清法西斯武裝仅仅毫無指望的愚蠢行為。 如果法國政府認為取締軍事聯盟的措施是必要的話，(一般說來，這是毫無問題的），那麼這只會迫使法西斯份子作念出某些名义的讓步，以掩蓋它們在軍事上的準備，关联词事實上這只會使工东说念主完全不可能在正当情況下作念好防衛我方的準備。它們的中心口號“團結戰線”似乎是一種專門的期间，用來幫助資產階級反動派將無產階級先鋒隊打入地下。 恩格斯曾就1874年召開的蒲魯東主義─無政府主義大會一事寫信給左爾格，他輕蔑地寫说念：“對所有原則問題產生的折柳被這樣一種事實所掩蓋：即他們沒有辯論，有的仅仅泛泛而談，聽之了之。”多麼精闢的論斷，這話也同時適用於倫敦─阿姆斯特丹集團[6]。但是現在類似這樣的聯盟比起六十年前的不知要遜色几许倍了。 《時報》基調的改變是頗為杰出的。昔日它對右翼和左翼的獨裁加以冠冕堂皇的譴責的語調幾乎蕩然無存了。現在─當“時局每況愈下”，該報就把墨索里尼主義頌揚成救世的神明。它在徵詢意見欄為愛國后生[7]过头他組織大作念廣告。聖母是絕不會保佑弗朗丹的。 丘巴爾[8]從哈爾科夫調到莫斯科不知何故沒有引起东说念主們的關注。直到現在我還想不起到底是在什麼時候調動的。但是這次調動有著政事意義，丘巴爾作為“繼任东说念主”意味著他遲早會將莫洛托夫完全排擠出去。魯祖塔克和梅日拉烏克這兩位雖說亦然候補东说念主選，但現在還不適宜接替此項職務：因為前者老邁無用，而後者則在政事上過於低微。岂论怎樣，莫洛托夫現正在他未來的繼承者的監護下生活，而把時間消磨在想索後事上。 再沒有比忙於原始積累的小資產階級更可憎的了。我從來也不曾像現在這樣仔細地觀察過這類东说念主物。 2月13日 這些無產階級的“領袖們”繼續在反動派眼前競相献技他們的膽怯和恇怯，像狗那樣卑躬地舔主子的皮靴。得第别称的當推勃魯姆。巴黎东说念主民旬日的行動多麼壯觀！他們多麼鎮靜平静！隊伍多麼齐齐整整！政府應該認識到“de quel csti itait la volonti populaise”（“东说念主心所向”）了。弗朗丹在聖母眼前受到了责难，而我們從未說過一句會觸犯雷尼埃的話。凡此種種，一句話：我們沒有甚麼東西不错使你們发怵的。那麼你們又怎麼能為了我們的緣故拒絕肃清法西斯份子的武裝呢？但是，資產階級何曾向那些並不可怕的东说念主作過讓步呢？ 恩格斯無疑是偉大行列中最純正、最完好、最精采的东说念主物之一。再現他的形象是一件令东说念主欣忭的任務，亦然歷史賦予的責任。在普林吉坡我曾就馬克斯和恩格斯寫了一册傳記。但是寫成的初稿在一場火災中付之一炬了。我只怕不會从头回到這個題目中去。我吧望能把列寧的傳記寫完，以便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去寫一部關於資本主義灭一火階段的著述。 基督教創造了基督形象，將虛無的天主东说念主格化，把他帶到了东说念主間。恩格斯和威嚴的馬克想比拟更像個“凡东说念主”，更夷易近东说念主。他們兩东说念主井水不犯河水，互為補充。或者說，恩格斯相称自覺地去作念馬克想的助手。他的一世都竭盡全力來付諸實施這一任務，並把它当作是我方的奇迹。他從中尋找樂趣。看不出有什麼自我犧牲的影子──他始終是那樣款式開朗，充滿活力，永遠不為劣境和年齿所困擾，永遠保持著郁勃的修业慾，在凝煉想想時永遠燃燒著天才的火焰。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恩格斯的东说念主格較之馬克想更使东说念主感動──這樣說當然絲毫都無損於馬克斯形象之高大。我記得在軍用列車上讀完馬克想和恩格斯的通讯集之後，曾對列寧談起我對恩格斯的欽佩。我當時認為他和巨东说念主馬克想的關係來看，忠實的恩格斯的形象是高大的。列寧對此稳固默示应允，以至很高興。他摯愛恩格斯，尤其喜愛他那完善的性情和豐富的情面味。我記得我們是怎樣饒有興趣地細細端詳一張后生時代恩格斯肖像，從中發現了在他以後生活中變得如此杰出的氣質。 當你頭腦塞滿了勃魯姆、加香、多列士之流乏味的言詞，當你吞嚥這些鄙劣、驕矜、阿諛、無知的陳腔濫調時，沒有比讀馬克想和恩格斯的通讯更讓你款式舒暢了。這本通讯集包括了他倆之間以及他們和其他东说念主來往的書信。信中警语連珠，別具特质，雖然有時也有矛盾之處，但是更多的是嚴密的想維和真知灼見，讀來頗多教誨，頗多精神啟迪和讓东说念主感覺到的偉大氣度！他們永遠是高瞻遠矚的偉东说念主。 2月14日 恩格斯的預見總是充滿著樂觀。它們往往跑在現實進程的前边。但是用一句法國俗話來說，如果火勢不延迟到中間階段，那麼對歷史作出預見是否總是可能的呢？ 總而言之，恩格斯始終是正確的。他在寫給威士涅威茨基夫东说念主的幾封信中對英國和好意思國所作的預見仅仅在四、五十年以後的站前時代才被完全證實。但它畢竟被證實了！在那些大資產階級政事家中有誰曾經蒙胧預見到盎格魯撒克遜現在所有的狀況呢？勞合─喬治、巴爾德威、羅斯福（更毋庸說麥克唐納[9]之流），即使今天看來也還是恩格斯身旁的一些愚蠢的小狗（事實上今天比昨天更像了）。所有那些宣稱對馬克想主義的預言已被駁倒的凱恩斯們該有多鲁钝啊！ 我從所能得到的報紙判斷，斯大林在法國的走卒──多列士过头一夥──已和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聯合起來策畫了一個貨真價實的陰謀，旨在掀翻一個從后生組織開始的反“托派”運動。斯大林和布哈林不总是把我們叫作念“社會民主黨的異端”，其後又把我們叫作念“社會法西斯份子”嗎？儘管歷史配景不同，勃魯姆和加香集團以及他們為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結成的共同陣線，同1917年克倫斯基和策列鐵里集團以及他們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毒害卻有著驚东说念主的同样之處。其疏通點便在於“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的無能，遭遇危险情況就驚慌失措，大難臨頭時就驚恐萬狀，對那些公開揭露它們真面办法东说念主則怨入骨髓。 它們之間的不同──卻是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以下事實：（1）像法國社會黨和法國總工會那樣保守的工东说念主組織，比起1917年俄國的工东说念主組織來，其影響要宽广得多；（2）布爾什維克主義已被斯大林的可恥曲解而遭到了損害；（3）蘇維埃國家的全部權力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堕入了阐发和腐敗的境地。法國的這場歷史性戰鬥還沒有最後失敗。但是法西斯主義有勃魯姆和斯大林走卒作為不可多得的幫兇。多列士把台爾曼的全部情理、論據和圭臬統統搬了出來。关联词即便這樣也無法改變斯大林主義的政事本質。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兩派組織採用了自大、歪曲、搖擺、欺騙的期间來轉移工东说念主的难得力，使它們看不到目下的危險；在法國，同樣的兩個組織已就如何使工东说念主們难得力從現實中轉向虛幻達成了一问候見。其結果完全一樣！ 誠實、廉潔的民族主義的《時報》已經揭示：“政事機構往往仅仅东说念主造的雲彩，在它的後面隱藏著特殊的利益。”這是公誼會教徒和偽正人塔爾蒂夫的混杂體，仅仅公誼會教徒和塔爾蒂夫已經適應了奧斯特里和斯塔威斯基[10]的時代需要罷了。而冶金協會[11]的機關報則揭示出“這種特殊的利益”，冶金協會正在使法國所有的報章來為它的利益服務。所有的激進派報紙都不敢刊載任何有關法西斯教權恐怖的報導。由於籠罩著法西斯─教權恐怖，因而仇視创新工东说念主，一朝察覺其政事傾向就會在手術前被逐出醫院。一家民主派報紙的編輯（激進社會黨东说念主，互濟會一類組織的成員）回应說：“我不可隨意刊載任何東西。旧年我的報紙通過阿瓦斯通訊社發表一篇抨擊冶金協會某东说念主的文章，被罰了兩萬法郎。”如此說來，這家德·溫德爾眷属截至的官方報紙除了以國家利益的名義揭示“特殊利益”除外還能有別的什麼作為呢？ 1925年（也可能是1924年吧？）克拉辛當時作為蘇聯的政事特使，和《時報》主編進行了談判。事後他在政事局會議上就談判情況作了匯報，以便得回必要的带领。《時報》的提議如下：（1）編輯部將在指定時間內委托别称記者去莫斯科。該記者的報導帶有評論的性質，但語調溫和；（2）罢手在評論欄裡攻擊蘇聯；（3）若干月後，（我記得規定在六個月後）該報將在國際事務欄裡採取故意於蘇聯的方針；（4）發自莫斯科的報導也將是友好的；（5）在第二版一欄裡（即國內政事欄），編輯部將有評論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完全目田；（6）蘇聯政府每年付給《時報》一百萬法郎。克拉辛早先提倡五十萬法郎，後來又增至七十五萬。談判在這個問題上擱淺了。克拉辛當時条目政事局給予带领。這件事最後被否決了，這不僅是考慮節約外匯，况兼也出於交代上的原因；既然那時和法國達成協議已屬無望，因而推遲這一計畫被認為是更為忠良的作念法。 如果有东说念主不憚麻煩地翻閱一下1933年和1934年的《時報》，他會發現在經過九年的耽擱以後，雙方已圓滿地作念成了那筆往复。 誰也不會責備蘇維埃政府試圖收買資產階級報紙，况兼試圖用便宜價格來這樣作念。卑劣的是，斯大林集團愚弄資產階級報紙來作為打擊我方的黨的一種兵器。 ［附記。是另外一種手跡，可能是出自托洛斯基夫东说念主之手筆。］ 东说念主們早就聽說“托洛斯基份子”組成了“反创新資產階級的前衛隊”。這一事實與其說是被拉脫維亞領事所證實，毋寧說是被那些拒絕給我簽署護照的歐洲和好意思國其他領事所證實。关联词沒有必要跳過基洛夫事件去確定資產階級怎麼會默示怜悯，或者感到興趣的，無論是他們的怜悯還是興趣都仅仅說明一個問題。 斯大林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毀謗儘管是彰明较著的謊言，但在法國所有報紙上還是不加評論地照登了。而我所作的簡短的合适真相的說明（唐突是我並不認識那個“領事”），竟然沒有一家報紙給予刊登。《時報》的報導尤其發东说念主深想。該報駐莫斯科記者幾次三番地確信的口气告慰讀者，所有被斯大林打破的集團都堅持左的立場，因此對此結果無需大驚小怪。归拢個記者曾三次（！）發回電報說到那個領事已应允將所有的信件轉交托洛斯基，关联词事實是那個領事提倡要看一看這樣的信。我的實事求是的更正聲明，《時報》編輯卻不予刊登。又是這归拢個記者把葉甫基莫夫說成是一個“托洛斯基份子”，在他最近的一次電訊中他把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稱作為“三駕馬車”，其办法是讓它的讀者忘記“三駕馬車”正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位讯息靈通的記者和他所屬的報紙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一目了然的。總之，在這方面《時報》正在起著和《东说念主说念報》同樣的作用，仅仅《時報》作念得更謹慎、更聰明、更奥妙罷了。判斷它們中誰偏見較少是破坏易的。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东说念主说念報》使他們付出的代價比較少些。 ［附記結束了。］ 1888年10月10日恩格斯在給左爾格的信中寫到： “在法國，激進派在政府中的名聲比意象中還要壞。他們在工东说念主眼前背棄了我方原來的全部綱領，成為純粹的機會主義派，他們為機會主義派火中取栗並替它們幹壞事。如果沒有布朗熱[12]，如果他們不是用幾乎是強制的期间把群眾驅入布朗熱的懷抱，那就相称好了。”[13] 這幾行字似乎是為我們的時代而寫下的。1934年的激進派正巧證明了他們像在1888年一樣對統治法國的無能。正如以往那樣，他們唯独拿手的即是替反動派火中取栗。如果有一個创新黨存在，那一切該有多好啊！关联词沒有，以至更糟，有的仅仅一個令东说念主厭惡的損壞了形象的黨。激進派正在把群眾驅趕到法西斯那邊去，就如半個世紀前他們把群眾驅向布朗熱主義一樣。 就在這些情況下，斯大林主義份子和激進派中的“反法西斯主義”份子結成了一個集團，並試圖迫使社會黨东说念主加入他們的陣線──這是後者從來也不敢奢求的一個不测收穫。一些斯大林份子就像還沒馴服的山公于今還在沮丧：我們需要的不是和激進派搞議會妥協，而是一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东说念主民陣線”！东说念主們彷彿感到是在讀一份來自夏朗東瘋东说念主院的官方文献！同激進黨东说念主結成一個議會集團，從社會主義利益這個角度來看岂论多麼可恥，但是在那些民主改动家所實施的競選和議會策略中是一種具有政事意義的（至少過去是這樣）期间。一個純粹議會的政黨絕不可能採取任何超議會的大規模行動，那麼同這樣的政黨組成一個超議會集團可能意味著什麼？黨內資產階級的諸公對於我方的群眾基礎怕得要死。埃里奧總算寬宏巨额地应允经受每四年一次的來自農民、商販和仕宦們的選票。但是，領導他們進行公開的鬥爭，就意味著可能魔術般地激發起使他感到比法西斯主義更可怕的情緒。這個所謂的“东说念主民陣線”，即為了採取超議會的行動而和激進黨东说念主結成集團，是自戰爭以來無產階級政黨所犯下的最可恥的误差──對东说念主民群眾的愚弄。而對东说念主民的愚弄他們已是屡次了。正當埃里奧在為弗朗丹執蹬備馬，和激進派內政部長訓練巡警以鎮壓工东说念主的時候，斯大林份子一邊信誓旦旦地說要和激進派调和打破法西斯主義，一邊又為激進派塗脂抹粉，把他們打扮成东说念主民領袖的樣子，於是，法西斯主義在激進派的虛偽和謊言中吸取最蹙迫的政事營養。這不是瘋东说念主院又是什麼？ 對這些误差的计帐將是不可幸免的，（這將是多麼可怕的计帐！）這種计帐如果僅僅落在那些由斯大林的走卒，被雇的漏网之鱼以及官僚犬儒分子拼湊而成的集團身上的話，那只能說是“罪有應得”！不幸的是，將來不得不償還這筆舊債的正是工东说念主階級。 在馬克想主義形成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曾與之鬥爭過的那些想想，貼上馬克想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標籤，提供給正在尋求解放说念路的被壓迫大眾，這個事實包藏著一種特別可怕的東西。確實，“真谛成了謬誤，善行成了禍因。” 所有蹙迫的資產階級報紙十足撑持、掩飾、保護那些法西斯武裝社團。資產階級已最終经受了這種想想，認為這些社團是救國所必需的有生力量。全國的經濟情況困難重重，爆發创新是可能的，以至是勢所势必的。巡警力量不足。出動軍隊吧，只經過一年訓練的軍隊可能產生動搖，太冒險了。還有什麼能比兵強馬壯且訓練有素的法西斯小分隊更可靠呢？他們不會動搖，他們也不會允許部隊動搖。這樣說來資產階級死纏著它的這些武裝社團又有什麼奇怪呢？ 勃魯姆懇求資產階級政府助急公好义，即讓這些法西斯組織自行肃清武裝，僅此长途。保羅·福雷、瓦揚·古久里、基洛姆斯基之流天天重複著這個只會使法西斯對他們的未來增長信心的“老調”。這些喜歌劇的主角沒有一個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他們的失敗是注定了的。 現在是凌晨一點了。這篇日記已寫了很長時間。幾次我想要入睡了，但是心中的憤懣一再使我從床上爬起來。 流行性霍亂曾經使愚昧、恐懼、苦难的俄國農民殺死醫生，毀掉藥物，清除檢疫所。對“托洛斯基份子”的搜捕、流放、驅逐、恫嚇──雖然得到一部单干东说念主的撑持──這些行為怎會不使东说念主想起當年絕望的農民所幹的那些無謂的騷亂呢？無產階級的“領袖們”饰演著煽動者扮装，那些受派僱的小分隊成了打手。群眾則發狂似的觀看著對那些唯独能治病救东说念主的醫生的野蠻拷打。 2月15日 《時報》刊登了該報駐莫斯科記者發來的一篇報導，說政府給予集體農莊莊員以新的權利，尤其是讓他們獲得對馬、牛等畜生的所有權。政府對於農民小生產者的傾向似乎準備進一步作出讓步。現在還難以預料他們將在何時煞住当今的退卻。关联词由於官僚對前一時期抱有極大的幻想变成当今的退卻自己則是不難預料的。自1929年秋天以來，《俄國反對派通報》對這種不負責任的集體化方式一直在提倡劝诫：“由於步子太急，它就不可幸免的埋下了危機。”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殺戮耕牛，1933年的飢饉，不計其數的东说念主斃命，一系列政事危機，這種退卻現正在全速進行。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斯大林再一次要整治所有的反對派勢力。 创新就其性質來說往往包含著比它所能容納的更廣泛的內容。有退卻的餘地，退卻才是可能的，但是這條一般規律絕不可用來證明全盤集體化是合理的。它的荒謬不是來自群眾的壓力，而是官僚主義拙劣的奇迹作風。這個被嚇壞了的官僚集團沒有以國家的生產和技術資源出發來調整集體化的方針，也沒有吸取經驗教訓在廣度和深度上擴大集體化的規模，它從一開始就用皮鞭驅使嚇呆了的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斯大林在評論大規模的集體化時最明顯地表示出他的狹隘經驗主義和毫無遠見。脚下，當退卻正在進行的時候，卻再也聽不到他的評論了。 2月16日 《時報》上寫说念：“我們的國會議員通常樂於對經濟目田主義致悼詞。可它們怎麼不覺得，這樣亦然在為我方準備悼詞呢？如果經濟目田死一火了，議會不也要隨它沿路進墳墓了嗎？”［剪報：用鋼筆注上引號和加畫底線］話說得多漂亮！《時報》的那些“欲望主義者”對馬克想主義的最蹙迫的一個前提不僅绝不懷疑况兼還持贊应允見。即議會民主不過是資產階級競爭制基礎上的一個上層建築，它隨著這一轨制的興盛而确立，又隨著這一轨制的阑珊而崩潰。关联词就是這個未必從馬克想主義中借來的見解使《時報》的政事地位同試圖保持民主，卻又賦予它“不同”的經濟內容的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社會主義者所處的地位比拟不知要強几许倍了。這些好咬文嚼字的东说念主不可能懂得一個國家的經濟及政事轨制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罐頭食物和罐頭的關係，而是肌肉和皮膚的關係。 結論是：議會民主就像目田競爭一樣注定要滅一火。唯独的問題是：取代它的將是什麼呢？ 2月17日 我想像著有那麼一個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老醫師，明知按基本的服藥規則确定可把心愛的东说念主治癒，卻不得不日復一日地眼看著那些江湖騙子把他藥死。當我看到法國無產階級的那些“領袖們”在搞罪惡勾當時，我的感覺约莫上就是如此。是我自負嗎？不，這是我堅定不移的信仰。 此間的生活和監獄裡沒有什麼兩樣。我們禁錮在我方房間裡和院子裡，見到东说念主還不如從前入狱時那麼多。不錯，近幾個月裡我們弄來了一架收音機，但是這類東西即便在某些監獄裡只怕也有，至少在好意思國是有的（當然法國不在其例），我們幾乎就是聽音樂，現在音樂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占了很蹙迫的地位。我大抵是一邊心不在焉地聽著音樂，一邊奇迹。有時候音樂能幫助我寫作，有時卻使我煩惱；一般說來它能使我醞釀好初稿，卻又使我無法繼續奇迹下去。娜塔莎總是聽得那麼入神。就是現在，我們正在聽里姆斯基柯薩柯夫的一段音樂哩。 收音機讓东说念主追忆起生活的寬廣多樣，又極為簡單扼要隘表現了豐富的生活。簡而言之，它作為監獄裡的一項器具是頗為合適的。 2月18日 在夥同斯大林密謀反對我長達三年多之久以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6年加入了反對派。當時他倆曾向我提倡過一些十分必要的劝诫： “你以為斯大林正在考慮如何回应你的論點嗎？”這约略是加米涅夫在談到我批評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對中國和英國等战略問題時給我清晰的，“你錯了。他正在想怎樣來毀滅你。” “什麼？” “说念義上的，如果可能的話，肉體上亦然一樣。詆毀你，诬捏一個軍事陰謀集團，然後，一朝準備好了情理，就採取一個恐佈行動。斯大林正在指導這場從不同方面對付你的鬥爭，而你反對他的兵器是不起作用的。” 在另一個場合，仍然是加米涅夫告訴我，“以前，在流放期間和在‘三駕馬車’调和的時期，我們是在沿路奇迹的，我對他相称了解。一當我們同斯大林的關係打破，季諾維也夫和我就寫下了一個如同遺囑那樣的文献，在文献裡我們給予劝诫，在我們‘不测地’故去的事件中，斯大林是應該負責的。這個文献保存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勸你也這樣作念。” 季諾維也夫顯得為難地告訴我：“你是否猜想斯大林有沒有商議過從肉體上胆寒你的問題？他是詳盡地考慮和商議過了的。常使他躊躇不決的是他考慮到，年輕的东说念主們會把責任歸罪於他個东说念主，並且會對他採取恐怖行動。因此他認為他早先必須把年輕东说念主從反對派隊伍均分離出來。這個奇迹仅仅推遲而並未放棄。你還是保持必要的警惕為好。” 加米涅夫說到斯大林從不同方面用各種兵器在對我進行鬥爭，這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在前一階段他我方和季諾維也夫也在作念這類事情。由於分散和自給自足社會環境所形成和鞏固的蘇維埃官僚政事，最有可能產生這種鬥爭方式。斯大林正在進行鬥爭為的是把權力集结在官僚們手中，並把反對派從隊伍中驅逐出去。我們在為寰宇创新的利益而戰鬥，這就使我們我方處於這樣的地位，去反對官僚們的保守主義和它所渴慕的安寧、幸運和舒適。從寰宇创新仍在走下坡路的觀點來看，預先注定了官僚政事的勝利，因而亦然斯大林的勝利。無用的觀察家和蠢东说念主把這種結果歸因於斯大林個东说念主的強有劲或者至少由於他它特別阴恶。其實，導致這種結果的更深原因在於歷史的推動力。斯大林的出現是作為创新的第二章──“黎明以後” 的半自覺表現。 我們在中亞的阿拉木圖逗留期間，一天，有一個蘇維埃工程師來看我，我推測是由於他個东说念主的主動以及由於他對我個东说念主的怜悯。他詢問了關於我們的生活狀況，對此他默示了遺憾，並順便十分謹慎地問说念：“你認為是否有可能通過某些蹙迫步驟从头和好？”很了了，這個工程師被奥密地派來以了解我的意向。我回应他的唐突是說在那時从头息争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因為我不想息争，而是由於斯大林不愿同我和平相處。官僚主義迫使他把這個進程繼續進行到底。他問：“它將怎樣結束呢？”“它將到一個苦难的結局，斯大林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圭臬來解決它。”我回应說。看來，我的來訪者大吃一驚。顯然它沒有料到這樣一個回应，於是他急遽離去。 我認為這次談話對於決定把我驅逐到國外去是一個蹙迫的因素。可能是這樣，斯大林以至在更早一些時候就已經考慮到如此的進程，但他在政事局內遭到了反對。現在他得到了一個有劲的情理：托洛斯基他我方已經书记這個衝突將導致一個流血的結局。於是唯独的圭臬就是把他流放出去。 在適當的時候，對斯大林用來贊成把我流放的那些情理，我已經在《俄國反對派通報》中公布出來。請參閱 ［出處沒有註明］。 但是斯大林怎麼可能不受共產國際想潮的約束呢？無疑的他對這種想潮的危險性是估計不足的。據他看來，權力的认识同黨的中枢集團的认识完全是一碼事。只好當他很有把持地笃信我方擁有最後決定權的時候，他才開始進行公開的論戰。加米涅夫是對的：斯大林在另一方面進行他的鬥爭。顯然，這是因為他低估了純粹意識形態方面鬥爭的危險性。 2月20日 在1924-1928年，斯大林和他的追隨者對我的秘書班子越來越仇恨。在他們看來，我的小小“中枢班子”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在過了一段時期後，我才弄昭彰他們為什麼會如此不可想議地发怵我這個總共不過五六個共事組成的小小班子。這些高級官員們的演說和文章都是秘書們寫的，他們一册正經地設想，奪去了我的“參謀奇迹主说念主員”，他們就不错使我成為一個并立孤身一人無援的對手。在已出书的書籍中我及時地講了關於我的调和者們的悲劇性命運的真相：格拉茲曼出於不得已而自殺；布托夫死於格勃烏的監獄中；布魯姆金被槍殺；謝爾穆克斯和波茲南斯基被流放。斯大林沒有料到以至沒有一個祕書，我也能繼續進行有計畫的寫作，還能夠确立一個新的中枢班子來替代舊的。在某些問題上，以至最機敏的官僚主義者都表現為一個不可想議的视力短淺的东说念主！ 我在新移居地的幾年中，曾經從事寫作，並且同在不同國家和寰宇各地出現的幾千個自覺而積極的信徒通讯聯繫。為确立第四國際而鬥爭是對蘇維埃官僚的回擊。在中斷了一段時期後，開始了一個新的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運動。現在斯大林將要作念一筆好意思妙的往复，那就是撤銷驅逐我出境的決定：如果献技一場“公開”的審判那是多麼招引东说念主啊！但是過去的決定已無法收回。這就迫使其尋找比審判更好的其他辦法。当然，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向我提倡劝诫的主要精神就是斯大林正在作念的事。但是，被揭露的危險是太大了。自從基洛夫事件以後，西方的工东说念主們只好增多對斯大林的陰謀的懷疑，這是沒有問題的。斯大林在兩種情況下將採取恐怖行動(最大的可能是同白衛組織调和，在這個組織中格勃烏有許多代理东说念主，或者乞助於法國的法西斯主義者，這些东说念主是不難接近的)：假如有戰爭的威脅，或者假如他我方的地位嚴重惡化了。當然，也可能有第三種、第四種情況……很難說，對第四國際來說，這類恐怖行動將證明是多麼嚴重的一股疾風，但是，無論如何，對第三國際來說它也將是致命的…… 我們拭目而待。如果我們看不到的話，其他东说念主將會看到的。 拉柯夫斯基現在得以體面地出席高峻的大會，迎接外國使節，舉行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迎接會了，此东说念主與其說是一個偉大的创新家，不如說是個小仕宦！ 齊魯姆斯基条目同斯大林結成聯盟。據報導奧托·鮑威爾盘算去莫斯科。這兩個事實是容易作出解釋的。如今，第二國際所有受驚恐的機會主義者不可幸免地傾向於蘇維埃官僚。他們投奔資產階級國家沒有告捷，因而他們想要試試看投奔工东说念主的國家。他們的人性是投奔和屈從於暴力。它們決不可使创新告捷。我們需要从头選擇的、从头訓練的、从头經過鍛鍊的新的东说念主們，總之，我們需要新的一代东说念主。 3月6日 由於疾病和緊迫的奇迹，從前次寫日記以來，擱筆有兩個多星期了。法國社會黨最近一次全國委員會對議會領導集團施加了壓力。列昂·勃魯姆承認，1920年在圖爾，他沒有确实的充分清爽奪取政權的問題，當時他認為早先必須創造社會化的條件，在這以後……但是，為什麼要為政權而鬥爭，假如沒有政權能不可創造“社會化的條件”呢？或者勃魯姆所指的是經濟條件而不是政事條件？延誤為政權而進行的鬥爭，那就不是在創造這些條件，违暗自是在破壞這些條件。資本主義轨制不是在發展中而是在開始走向沒落。勃魯姆在拋棄了圖爾時期的觀點以後，直到現在還是不可清爽這個形勢。據他所說，迫使他走向创新的，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總的狀況，而是由於法西斯主義者的威脅，他很少考慮到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轨制铩羽的產物，而較多的認為這是一種危害和难民主的社會化的外來危險。（饒勒斯的一個舊的錯誤觀點）。 資產階級的領導东说念主對資本主義在走向衰败的規律視而不見，這是不错清爽的。一個臨終的东说念主不想也不可能了了地認識到我方已處於死一火的階段。但是，勃魯姆之流的視而不見……這约略是最了了地證明這些紳士們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左翼以及資產階級中最受驚恐的一翼。 谢寰宇大戰之後，勃魯姆認為（以至現在他的觀點基本上如故這樣），社會化的條件還沒有纯熟。那麼，馬克想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後半世紀就生机和準備社會主義创新，是多麼生动的梦想家。在勃魯姆看來，一個社會的經濟要完全準備好實行社會主義是需要一個階段的（在他心目中如果需要什麼的話），东说念主們不错從純客觀的徵兆來確定這個階段。早在1905年，我就同這種機械的宿命論觀點進行了鬥爭。（見《總結與瞻望》）在此以後，發生了十月创新，其他一切更不必說了；但是，那些議會政事的淺薄涉獵者沒有從中學到任何東西。 3月7日 在1907年7-8月間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的紀錄中（我想恰好在這些紀錄中），不错讀到瑪·烏里揚諾娃捍衛斯大林的一個專門聲明，這些奥密紀錄對他們是有用的。這個聲明的基本要點如下：（1）在列寧第二次中風前不久，他和斯大林之間個东说念主關係的打破純粹由於個东说念主的原因；（2）如果列寧不是對斯大林作為一個创新家來尊重他，那麼他將不會乞助斯大林，向斯大林提倡一個条目。因為這樣的信任只能能給予一個确实的创新家。在這個聲明中有些十分關鍵的情節被挑升地刪掉了。在此我要提供證據。 早先關於列寧的小妹妹瑪·烏里揚諾娃，在家裡她的愛稱是“瑪莎”。她是一個千里默沉默而又固執的老處女，對她的哥哥弗拉基米爾傾注了她的全部心境。在列寧活著的年代，她完全處於不蹙迫的地位，沒有一個东说念主談到過她。她和克魯普斯卡婭沿路，競相照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列寧升天後，她出現的地位令东说念主留心或者寧可說她是被动這樣作念的。烏里揚諾娃是《真谛報》的秘書，通過報紙的編輯东说念主員她同布哈林有密切聯繫。在布哈林的影響和啟發下，她堕入了同反對派的鬥爭中去。由於她氣量狹窄和狂熱，還因為她同克魯普斯卡婭的競爭，加強了她對克魯普斯卡婭的痛恨心。克魯普斯卡婭始終如一地、堅定地拒絕參加反對她我方信念的活動。在這段時期，烏里揚諾娃開始在黨的會議上作報告，寫回憶錄等等。必須說明的是，沒有一個列寧的心腹像他妹妹那樣不了解列寧，雖然她是毫無保留地悉心性照顧著列寧。1926年克魯普斯卡婭通過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團參加了反對派，儘管時間不長。正是在這時刻，斯大林─布哈林集團採用各種期间來举高烏里揚諾娃的名望並給她以蹙迫地位，同克魯普斯卡婭相抗衡。 在我的自傳中曾經講到，在列寧第二次中風以前，也就是在他患病的第二階段，斯大林試圖并立孤身一人列寧。斯大林推測列寧不可能恢復健康了，於是他竭盡全力地进军傳達在列寧著述中闡述的觀點（举例他試圖进军公開發表列寧的文章，這文章是論述關於組織中央監察委員會開展同官僚主義的鬥爭等等，主要是反對斯大林的小集團的）。患病的列寧主要靠克魯普斯卡婭提供情報的來源。斯大林著手用最粗魯的方式刁難克魯普斯卡婭。這就是發生衝突的主要原因。在1923年3月初（我記得是3月5日）列寧口传了一封給斯大林的信，信中提倡同斯大林斷絕一切個东说念主和同道間的關係。因而發生衝突的基礎完全不是個东说念主的，同列寧的關係不可能是個东说念主的關係。…… 其次，烏里揚諾娃在她的書面聲明中所提到的列寧的一個条目究竟是什麼？在二月或者是三月初，當列寧的病情再一次加剧的時候，他召喚斯大林來並提倡一個堅決的条目，要斯大林帶給他一些毒藥。列寧擔心他再一次失去說話的才智，他条目我方來掌持命運，免得成為醫生們手中的一個玩具。有一段時期列寧曾經默示贊成拉法格那樣的安全作法。拉法格寧願通過他我方的活動而故去，不願作為一個病东说念主活著。 瑪·烏里揚諾娃寫到：“這樣的一個条目只能向一個创新家提倡來……”列寧認為斯大林是一個堅定的创新家，這是無需爭論的。但是單就這個事實不足以促使列寧向斯大林提倡這樣一個特殊条目。雖然列寧必定已考慮到在创新領導东说念主中唯有斯林將不會拒絕給他毒藥。不應該忘記的是：列寧提倡這条目是在與斯大林絕交的前幾天。列寧知说念斯大林的計畫和盘算，知说念他是如何對待克魯普斯卡婭的。他知说念斯大林的全部活動确立在他不會再恢復健康這樣的設想基礎上。正是在這些條件下列寧向斯大林提倡要毒藥。除了其主要办法除外，列寧的這個表可能是為了考驗斯大林和那些裝得樂觀的醫生。岂论怎樣，斯大林對列寧的条目是不會照作念的，他向政事局報告了此事。每個东说念主都默示抗議；醫生們仍然強調列寧恢復健康的但愿是有根據的；斯大林本东说念主則绝口不提我方的想法。 1926年克魯普斯卡婭告訴我，列寧曾對斯大林所作的一個評論：“他进军誠實─為东说念主的最基本品質。”在列寧的“遺囑”中表達了基本上疏通的看法，只不過更謹慎些罷了。斯大林的這種傾向在那時還處於它的早先階段，到現在這種傾向已達到它的充分發展的階段。說謊、弄虛不实、偽造以及濫用審判，達到了迄今以前歷史上所未有的地步，以致像基洛夫事件所标明的，這些東西構成了對斯大林政權的平直威脅。 3月9日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小說《彼得大帝》是一部傑出的作品，它使讀者對俄國遙遠的過去有一個親臨其境的感覺。當然這不是一部“無產階級文學”作品，阿·托爾斯泰作為一個作者深深地植根於古典文學中，当然也植根於寰宇文學之林。但是，有案可稽，正是创新──根據對比的規律──才使他（不僅僅是他一個东说念主）對陈旧的俄國那種保守、野蠻、愚昧無知的特點產生了異常強烈的感触。這場创新使他懂得了好多東西：即從意識觀念、幻想和迷信中去尋找各種社會集團以及隸屬於該集團的個东说念主所特有的利益所在。阿·托爾斯泰以偉大藝術家敏銳的明察力，揭露了彼得大帝時期的俄國意識形態紛爭中隱藏著的物質基礎。這樣一來，描寫個东说念主心理的現實主義被进步到了社會現實主義的水平。這無疑是创新的平直經驗以及馬克想主義普遍道理的一次告捷。 一個我所不認識的法國小說家和科學院院士莫里亞克（這樣作介紹果真可憐），最近寫说念（或許這樣說過）：只好當蘇聯能出书一部像托爾斯泰或陀想妥也夫斯基那樣高水平的新小說時，我們才承認蘇聯。顯然莫里亞克將藝術、想想標準同确立在生產關係基礎上的馬克想主義、唯物標準分開了。十二年前我在《文學與创新》一書序论中說過： “但是即便告捷地解決了衣、食、住，以至拔擢等基本問題，也決不虞味著這一嶄新的歷史原則（即社會主義）的雸全勝利。只好進行一場全國規模的科學想想運動以及發展新藝術才會标明這顆歷史的種子不僅已成長為一棵幼苗，况兼以至已經開出了花朵。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的發展是對每一個時代性命力和蹙迫性的最高檢驗。”（第9頁，紐約 1925年） 在职何意義上都不可把阿·托爾斯泰的這部小說稱之為“新時代的一朵花”。那些被官方看作是“無產階級藝術”的小說（在一個階段完全陷落的時期竟會有無產階級藝術！）当今還短少紧要的藝術價值。當然這是無需“大驚小怪”的，要完全推倒社會基礎，放手陳規陋習和想想偏見，從而沿著新的軌说念創造出一批藝社結晶是需要時間的。需要多長時間呢？誰也不敢預料。但确定是一個很長的時間。藝術總是裝載在一個新時代的行李車上，偉大的藝術──小說──是一個更為千里重的負荷。于今還沒有產生出一個新的偉大藝術是十分当然的。就如同我早先說過的那樣，這不應該也不可能使东说念主感到驚恐。而令东说念主驚恐的倒是那種袭取官僚集團旨意寫成的令东说念主作嘔的冒充新藝術的作品。當今的蘇維埃“波拿巴主義”妄圖全面截至藝術表現了它的前後不一、弄虛不实、淺薄無知──所有這些都使任何确实的藝術創造無法進行，因為藝術創造的首要條件是真實。一個老工程師或許會勉強製造一台汽輪機，它可不會是第一流的，正因為它是勉強造出來的產物，但畢竟還是不错發揮其效率。关联词一個詩东说念主決不可能違心性寫出一首詩來。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文壇上的隱退不是未必的，他正是為了獲得對藝術家至關蹙迫的目田。 3月10日 我把法國總工會關於經濟“計畫”的幾個文献仔細看了一遍。官僚主義者好笑的夸夸其談掩蓋著貧乏的想想！對那些企業主又是多麼低聲下氣！這些改进主義者的話不是為了喚起工东说念主去實施計畫而說的，而是對那些老板說的，以便讓他們笃信該計畫的實質是保守的。 實際上，根柢就沒有制定過任何“計畫”，因為從任何嚴格的意義上說，一項經濟計劃不應以代數公式為前提，而應以確定的數量為前提。制定這樣一個計畫，东说念主們必須掌持所有基本的經濟數據，因此這樣的計畫一定要由老板來制定，抑或只好當勝利的無產階級确立了我方的國家後才是可能的，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列昂·尤哈克斯[14]过头一夥所關心的仅仅一件事，即如何轉移工东说念主們對工團主義者改进主義的破產的难得。但要是东说念主們预先並不了解這一點，那摩就連這些先生內容虚浮、意義不解的代數公式也會确实令东说念主吃驚。 3月18日 遭到巴比仲[15]地方當局的突如其來的襲擊快一年了。這是东说念主們所能想像的最令东说念主捧腹的奇案。此案是一位司法界闻东说念主默倫的檢察官受理的，他由一個地方小檢察官，一個法院書記官，一個保安總局代表以及偵探、巡警和憲兵等幾十個东说念主伴随而來，忠實的貝諾，那只兇悍的猛犬不休地扯著鍊條；斯代勒[16]從房子後面趕來尾隨著它。 檢察官见知我，他們的來意是為了……一輛被盜的摩托車。事情很了了了。魯说念夫（我的一位德國助手），曾坐著摩托車給我送過信。他的車燈在路上熄了。憲兵很久以來一直在尋找刺探我們住宅的藉口，於是便收拢了這件事情。 3月21日 春天了，太陽熱呼呼的，紫羅蘭盛開快有十天了，農夫們在葡萄園裡無精打采地幹著活。昨天晚上聽著波爾多的“女神”直到深宵。兵役期限延長到兩年，德國又在窮兵黷武了，一場新的決戰正在醞釀中。農夫在平靜地修剪著葡萄藤，在地畦施肥，一切惬心贵当。 那些社會黨东说念主和共產黨东说念主撰文反對兩年兵役制，並用最大的印刷字體來擴大我方的影響。這些“領袖們”從心底裡巴望著事情總會有預期的結果。此間仍復如常。 但是，表率畢竟還是無可挽回地遭到了破壞。一枚炸彈將使它傾覆了……。 朱爾·羅曼聲稱我方是救世主（在7月9日協會），顯然他對這一點相称關心。在最近一册敘事詩裡羅曼用了作者斯特里吉柳斯的名字（我想這是真名）對我方作念了一番渲染，這位斯特里吉柳斯如其他作者一樣有天賦，有才華，但是還有一些別的什麼東西，他不僅具有作者的才能，况兼發現我方的“才能”（天才），是包羅萬象的，在其他領域裡他的才智也比別东说念主強，尤其是在政事方面。因而出現了7月9日協會，朱爾·羅曼也因此寫了關於法德關係問題的著述。 這位天才的作者已有點忘乎是以了。他頗懂一點政事，卻相當膚淺。他看不見許多事情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根源。他在东说念主心理的描寫方面有其獨到之處，但不夠深刻。作念為一個作者（尤其是作為一個政事家），他顯然进军個性，他是一個旁觀者，而不是一個參與者。关联词，只好親身參與才能觀察得更深刻。左拉是一個參與者，這就是他為什麼遠勝於羅曼的原因。他的作品更深刻，更熱情飘溢，更富饶情面味，儘管他的語言粗俗，文中也不乏疵瑕。朱爾·羅曼說我方（這次他用的不是化名，而是我方的名字）是一個残暴的东说念主。這倒是哀而不伤的。关联词他的残暴不僅在於他视力短淺，况兼還在於他的倫理觀上。他的倫理標準使他只能從某個固定的地方觀察一切事情。這就是他為什麼如此疏遠小巴斯蒂德而又和那個殺东说念主兇手基內特如此親近的意旨了。對於一個參加者，他的残暴不错隨著他的參與生活的经由而轉變，至於一個旁觀者，他卻不可。像羅曼這樣一個旁觀者，不错說是一個出色的作者，但他不可能是一個偉大的作者。 有關旧年在巴比仲發生的“橫禍”我還沒有寫完呢。這件“奇聞”在許多家報紙上廣為流傳，種種冥顽不灵的诬捏和刻骨仇恨傾盆大雨似地向我襲來。 好一位“檢察官”！东说念主們決不應該過於湊近去看這些達官顯貴。他聲稱來我這裡是因為一輛被盜的摩托車（這輛車是我們我方的，魯说念夫一直騎用著它）。接著又盤問起我真名實姓來。我護照上用的是謝多夫的姓氏，這是我内助的姓氏，根據蘇聯法律是完全允許的，當時這個從默倫來的檢察官對蘇聯的法律不會不知说念。“可你本來應該住在科西嘉島的，不是嗎？”“這和那輛被盜的摩托車有什麼联系呢？”“不，我是在對你講話。”最後當證明我的護照是由保安總局簽證時，他們就只好告辭了，他們拘留了魯说念夫長達三十六小時之久，給他戴上了手銬，最後將他帶到了我這裡，我給他端過一張椅子──他看上去蓬頭垢面的；但是檢察官厲聲叫说念，“不，站起來！”魯说念夫绝不睬睬地坐下了。在所有這些不招自来中唯有那個老邁的書記官還給我留住了較好的印象，而其他东说念主…… 不過，這一切都是不屑加以詳細敘述的。 3月22日 在挪威，工黨執政已好幾天了。這几许會改變歐洲歷史的進程。但是在我的生活中……無論如何，出現了護照簽證的問題。我們仅仅於1917年從紐約去彼得堡的路上途經挪威，對這個國家我已沒有留住什麼印象了。不過我還很澄莹地記得易卜生，年輕時還寫過關於他的文章哩！ 3月23日 費定在他的小說《掠夺歐洲》裡──這是一部“文學”小說，寫得並不深刻，往往給东说念主以矯揉作念作之感──揭示了一件事：创新已經教會（或者說迫使）俄國作者更密切难得那些社會上东说念主依賴东说念主的事實。這部正統的資產階級小說寫了兩個階層：唯有崇高社會才有喜怒哀樂，而那些下第东说念主則只配擦皮鞋端便壺。雖然在這本小說裡很少提到這一層道理，但這是一件很当然的不错想像的事。男主东说念主公長吁短嘆，女主东说念主公低聲細語；他們也得本质別的生理功能；有东说念主不得不來給他們打理打掃。我記得曾經讀過洛伊斯的一册叫《愛情與靈魂》的小說──一部極端下流和庸俗的小說，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小說是以克洛德、法雷爾的忍無可忍作為結尾的。作者把那些奴僕婢女置於冥冥黃泉之中，以便讓那對癡情的男、女主东说念主公永遠不再看到他們。這就是那些遊手好閒的色情狂过头藝術家所欲望的社會轨制。 事實上，費定感興趣的亦然（荷蘭）崇高社會。不過，他試圖（至少是順便地）評論一下汽車司機同金融巨頭之間以及水手同船舶公司股東之間的心理活動。他沒有給东说念主以啟迪。儘管這樣，他還是照亮了东说念主與东说念主之間關係的某些边缘，而當今社會就是确立在這種關係上的。十月创新對文學的影響還純屬未來的事情。 收音機裡正在播放孔塞爾·帕德盧的《能人交響曲》，我真羨慕娜塔莎對名曲的欣賞才智，她聚精會神地聆聽著，簡直聽得入了迷，娜塔莎不是一個音樂家，关联词她身上具有比音樂家更多的東西。它的整個性情都充滿了音樂感，不論是在她難得歡樂的時候，還是在她苦难的時候，總是存在著一種深千里的旋律，使她的全部生活閱歷顯得崇高起來。雖然，她對日常的政事事件很感興趣，但是總不可把它們連成一幅連貫的畫面。关联词，每當政事形勢急轉直下，需要作出嚴峻反響的時候，娜塔莎通常能在他的心聲中找到恰到好處的表達方式。對东说念主的判斷，無論是一個东说念主的特點，心理狀態，還是對那些她認為不错成為创新者的东说念主，也同樣如此。她能對东说念主類所有的缺點破例地加以寬容，但那種市儈作風、庸俗習氣、膽怯行為是絕不可瞞過她的眼睛的。 那些明锐的东说念主，以至是「卑賤者」（即诞生貧寒的东说念主）──也包括孩子──都會本能地感到她的音樂天賦和深千里的天性。所有那些帶著残暴或是看轻不屑的款式打她身邊過的东说念主，如果沒有察覺到蘊藏在她內心深處的動力的話，那麼幾乎不错确定地說這些东说念主都是些淺薄之徒。 ……《能人交響曲》已煞尾了。（這是一首選曲） 3月25日 仅仅在寫收场3月23日關於娜塔莎的日記之後，我才意識到前边寫的幾頁裡盡是些政事和文學為題的，而不是有關我個东说念主生活的日記。但是我又能寫些什麼其他的東西呢？事實上，政事和文學構成了我生活的內容，現在我唯独需要的是用筆自覺地清理我方的想想，從而把它公諸於眾，尤其在我五十五歲的時候。 順便提一句，有一次，列寧曾拿屠格涅夫的話問克爾日扎諾夫斯基：“你知说念什麼叫敗事有餘嗎？”克爾日扎諾夫斯基說不知说念。“东说念主過五十五歲就敗事有餘了”。列寧我方沒有活到這一“敗事”的年齡。 先前由激進派領袖卡米耶·肖當領導的行政區──布盧瓦（盧瓦爾─歇爾）的選舉揭曉了。農民陣線的領袖多熱萊爾得到6760張選票，激進派得了4848張選票。屆時將有一次決定性的選舉。還是在1932年5月，肖當曾獲得過11204票，成為第一候選东说念主。這是些顯露概略徵兆的數字。1934年2月6日以後我曾說過，這是法國激進派失敗的開端，從而亦然第三共和國崩潰的開端。農民們正在拋棄那些民主的空談家和騙子手。在法國一個解任納粹路線的法西斯大黨是不大會出現的。多熱萊爾有足夠力量破壞各地的“民主”勢力──我們將最終看到巴黎东说念主民會起來打倒它。 這次市政選舉將标明，激進派勢力的衰敗是破坏置疑的。一部分選民將投向右翼，一部分將投向左翼，即投向社會黨东说念主。剩下的那些东说念主几许會轉而撑持共產黨东说念主。社會黨东说念主的規模較之他們現狀會變得好一點還是更糟，現在還難以預料，但是無論如何，變化幾乎不可能是舉足輕重的。激進派勢必會失去許多選票。共產黨东说念主則無疑會有所收獲。那些反動的農民蠱惑家也將會得到選票，关联词這次市政選舉的數字仅仅以極其眇小的款式响应出小資產階級群眾拋棄民主的更深刻、更強烈的過程。法西斯的一次大膽的軍事行動不错展示這一過程走得有多遠──岂论怎樣，它比起議會中那些頑固不化的东说念主來說要走得遠得多。 工黨和辛迪加的“領袖們”什麼都不看，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它們這夥东说念主士多麼可悲、愚昧而膽小！ 1885年6月15日恩格斯在給年邁的貝克爾的信中說说念：“你完全正確，法國激進主義異常马上地阑珊下去。實際上現在不错拿來使用一下的只好一個东说念主──克列孟梭。輪到他頭上的時候，他就得放棄一大堆幻想，早先他得放棄這樣一種幻想：当今竟不错在既不進行盜竊也破坏許盜竊的情況下责罚法蘭西資產階級共和國。”[17] 潔身自好的《時報》仍免不了對每沿路突如其來的新的財政醜聞不寒而慄！ 很久以前馬克斯和恩格斯就預見到克列孟梭不會永遠滿足於激進主義的綱領，他們認為對此綱領他會持過分批評和剛愎私用的態度，並笃信他會成為一個社會黨东说念主，果然克列孟梭沒有多久就離開了激進派（這個黨派是為了像埃里奧這樣的东说念主創建的）；关联词他之離開它並不是為了加入社會主義政黨，而是為了插足反動陣營──由於他未用任何艰深氣氛和任何假象加以掩飾，因此他這樣幹就更顯得無恥。就像許多法國知識分子一樣，阻礙克列孟梭在激進主義眼前停步不前的主要障礙是感性主義。長久以來，狹隘、市儈、鄙俚的感性主義早已失去了反對宗教的威力，而最終成了反對共產主義理論的呆鵝蠢驢似的堅硬護甲。我曾經就克列孟梭的感性主義寫過一點東西。我得把我方寫過的那些東西找出來。 拉柯夫斯基實際上是我和老一輩创新家保持聯繫的最後一個东说念主，自從她就範之後就再也沒有东说念主了。儘管我和拉柯夫斯基的通讯在我充军時期由於查禁的原因而中止了，但是拉柯夫斯基的形象總算是我同老戰友的一個象徵性的聯繫，現在不再有东说念主和我通讯了。多久以來，我一直苦於不可和其他东说念主交換想想或探討問題，不得已只好和報紙進行對話，或者不如說通過報紙同各種資料和觀點進行對話。 我一直在想，我現在所從事的奇迹儘管效率很低，時斷時續，但卻是我一世中最蹙迫的奇迹，比1917年還蹙迫，比起內戰時期或其他時期還蹙迫。 為了了了起見，我要這樣說，如果1917年我不在彼得堡，只要列寧在那裡並親自指揮，十月创新同樣會發生，當時如果列寧和我都不在彼得堡的話，就不會有十月创新。因為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會进军创新的爆發──我對此沒有絲毫懷疑。如果列寧不到彼得堡來，我不知说念我方能否戰勝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們的抵抗，那麼，同“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即同無產階級创新的鬥爭）在1917年5月就會開始，因而创新的成敗就難以确定。但是我再說一遍，如果列寧在的話，十月创新無論如何會得到勝利。大體說來，對內戰也不错這樣看，儘管在開始一個時期，尤其是在辛比爾斯克和喀山淪陷的時候，列寧曾經動搖過，產生過一些疑慮，关联词這無疑是一種未必的想想情緒，除了我除外，他也許從來沒有向任何东说念主承認過。 因此，我不可說我的奇迹，以至說1917年到1920年的這一時期的奇迹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現在的奇迹，從任何意義上說都是“必不可少”的。我這樣說沒有一點誇大其辭的道理。兩個國際的垮台提倡了在國際領導中沒有任何一個东说念主能夠解決的問題。我個东说念主飽經滄桑的生存使我面對這一問題，並給我以解決問題的豐富經驗。現在除了我除外沒有东说念主能夠擔當起這一神聖的奇迹，即用终点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領袖們的想想的创新方式武裝新的一代。我完全应允列寧（或者更確切地說应允屠格涅夫）所說的，东说念主到五十五歲開外就敗事有餘，我至少還得連續奇迹五年方能確保勝利。 3月26日 在比利時，斯巴克當上了大臣。多麼可悲的东说念主！旧年他來巴黎看我，要我給他赐教。我們就比利時黨的情況作念了大約兩小時的詳盡討論。他對政事的膚淺使我詫異，比喻說，他從未想過去聯合企業裡奇迹。“是的，是的，這是很蹙迫的！”他掏出一個簿子，開始記起來。這難说念就是一個创新領袖嗎？我心裡陈思著。整個談話中斯巴克一直隨聲推奖，一直在記著筆記。关联词在他的隨和聲中總有一點什麼東西使我感到懷疑，我倒不是說他沒有誠意。违犯，他正是帶著最佳的意願來的，為的是在競選行將到來的時候得到口風，加強我方。关联词我的一番話顯然使他发怵了。“呵，是這樣的嗎？這要比我想像的嚴峻得多……”他的回应盡是這種腔調，以至在他默示应允的話語裡亦然這樣。總而言之，我覺得他充其量不過是那些有教養的資產階級的“忠實一又友”长途。关联词說他忠實正是這樣一個道理：他對王得威爾德和昂塞爾周圍的腐敗氣息吵嘴常反感的。不久之後，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其實公會主義者正条目拋棄《行動報》並揚言要和黨決裂，該黨的中央委員會盘算在訛詐眼前作出讓步，斯巴克寫信來正是對要不要讓步但愿得到赐教。我回应：退讓便意味著政事上的自殺，（我在早先的一次談話中便已批評了斯巴克的屈從，對此斯巴克亦然应允的。）《行動報》得救了，右翼在經歷了一場和互助銀行間的醜聞之後不得已作念了暫時的退卻。关联词斯巴克本东说念主的行為卻始終搖擺不定，进军信心，乃至口是心非。現在這位“创新能人”成了“國民內閣”的運輸大臣。果真個無賴庸东说念主！ 究竟是什麼促成斯巴克成了大臣？──是发怵群眾進一步的行動亦或個东说念主的虛榮。回应是，並無多大矛盾，因為這兩種因素往往是相輔相成的。 3月27日 1903年在巴黎，在有些东说念主組織下献技高爾基的劇作《底層》，盘算所有收益資助《火星報》。有的东说念主說要娜塔莎饰演其中的一個扮装，很可能當時是我早先提倡的。我想她會把那個扮装演得很好，演得很“深切”，但是事與願違，這扮装後來給了另一個东说念主，我感到詫異，心裡谚语煞有介事。仅仅在以後我才知说念娜塔莎“一個扮装都不可勝任”，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還是在什麼環境裡──我們變換過好多環境──他始終保持著她那高貴的情操，從來也不允許她的處境影響到她的內心生活…… 今天我們分散上了一座小山，娜塔莎累了，驀地在乾樹葉上坐了下來，臉色苍白，（地上還有點潮濕）。儘管這樣，此刻，她走起來仍那樣悠閒，毫無倦意。她方法輕盈，體態優雅。关联词近幾個月來，她的心臟不太日常，她太勞累了──因為她作念什麼事都是盡心盡力地去作念的，今天登這麼高的山，她亦然那樣勁頭十足，娜塔莎片刻坐了下來──顯然她走不動了才這樣的──歉意地笑了笑。我片刻對她的芳华的荏苒感到痛惜……一天晚上我們手挽著手從巴黎歌劇院邁著小步跑回桑地街46號的家，這是1903年的事。當時我倆的年齡加起來也剛好是46歲……也許不错說，娜塔莎是個不折不撓的女东说念主。有一次，我們一夥东说念主去巴黎的郊區散步，來到了一座橋邊。那座水泥橋墩的陡坡又高又陡。有兩個小男孩越過橋的拉桿爬上了橋墩，正俯視著底下過往的行东说念主。片刻娜塔莎衝著他們又陡又滑的橋墩爬去。我驚呆了，我認為要爬到那兒是不可能的，关联词她一邊對那兩個孩子笑著，一邊跨著輕盈的步子进取走著，腳上還穿著一雙高跟鞋呢。孩子很有興趣地等候著她。我們十足停驻了腳步為她擔心，娜塔莎卻徑直走著，一眼都不瞧我們，一邊和孩子搭訕著，接著又從原路走了下來。就像我們看到的，她是那樣的從容不迫，鎮定平静……這是個春天，陽光就是今天一樣明媚。而今天娜塔莎卻片刻在草地上坐下了…… “歲月無情。”恩格斯對於大哥和死一火這樣寫说念。东说念主生中一切事情和經歷在生與死中間架起了一说念無情的拱。這说念拱就是东说念主生，沒有這说念拱便非但沒有老年，也沒有后生，老年是必要的，因為它有經驗和才智。正是由於东说念主會虚弱，會死一火，是以芳华總是最好意思好的。 收音機裡正在奏著華格納《天主的末日》的曲調，也許是聽著音樂才勾起這些想緒吧。 3月29日 我得在某個時候揭露格勃烏是怎樣從我的檔案裡竊取文献的真相。不過現在還不急於作念這件事…… 今天《小多菲內东说念主報》上有一則從布魯塞爾發來的值得难得的報導，那就是該報記者同德曼的一次半公開的會談。《小多菲內东说念主報》是一家極端保守的報紙，不過還不是一家法西斯報。該報對德曼懷著極大的好感，至少該報駐布魯塞爾的記者是這樣。總之，據我們所知德曼的計劃有兩大靠山：羅馬教皇和比利時國王。在教皇四十歲生辰時的通諭中說到，擁有財富的东说念主只要他們願意就不错操縱东说念主的命運，依照德曼的旨意，總理大臣凡·吉倫德在執行這一信條，說得更確切些，是德曼条目凡·吉倫德去執行教皇通諭的這一信條的。有讯息清晰，已故的國王對此計畫默示贊同，繼任的國王利奧彼德則“每天帶著同樣的興趣商榷亨利·德曼的著述，後來這個东说念主就成了他部属的大臣”。所有這些是由德曼我所在那個記者清晰的。 說到該計劃自己，早先，“國家必須從銀行的羈絆中解脫出來，把截至權掌持在我方手中。”第二，墨索里尼的“組合”[18]是管物的；而議會機構是統治东说念主的。可見，所有這些是按德曼的旨意寫的；一個記者不可能擬定出這些條文。 责罚物也好，統治东说念主也好，都是從恩格斯那兒剽竊來的。恩格斯認為，國家的陷落是通過對物的责罚缓慢取代對东说念主的統治。但是怎麼可能同時确立兩個政體，即一個是“組合”，一個是議會；一個是對物而言，一個是對东说念主而言──這是不可理喻的。德曼提議用什麼守隊將东说念主和物分開，即把財物的主东说念主和財富分離呢？問題的癥結正在於此。德曼當然並不想用创新的期间來加以剝奪，教皇的通諭也不會誘使那些以至是最虔誠的掠奪者將他們的銀行和信託置於軟弱的“組合”的责罚下。 整個計劃──半是冒險，半是對东说念主民的欺騙──終將得到可悲的下場，隨著計劃的破產，德曼和斯巴克也會聲名散乱。這些銀行在由於貨幣貶值而得救之後，將向這兩位改动家證明怎樣才能從銀行的羈絆下解脫出來！ 在莫斯科就艾登訪蘇等問題舉行的交代談判中，最蹙迫的問題是要決定共產國際的命運。如果英國经受沒有德國參加的一項合約的建議，那麼原定於本年上半年召開的共產國際大會當然就不舉行了。如果英國和法國在沒有蘇聯參加的情況下和德國締結協議，大會可能要召開。但這種破產者的大會絲绝不會給無產階級帶來什麼利益。 我曾在前边提到的那個克勞德·法雷爾已當選為院士，一群多麼令东说念主討厭的老牌小丑啊！ 巴圖爾，一個蹩腳作者，當然亦然一位院士，當別东说念主問他：“你但愿我方成為什麼？”的時候，他作念了如下的回应：“我什麼也不但愿。年轻時，我但愿成為别称部長和院士；在我上了年紀以後，我果然當了部長和院士。”他這樣自我刻劃，果真絕妙的諷刺！［貼在日記中的剪報］托洛斯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以前的王公貴族，憲警特務，這些臭不可聞的殘渣餘孽，他們沆瀣一氣，正在妄圖破壞我們國家的牆角。 毋庸說，這是《真谛報》的語言。沒有提到立憲民主黨东说念主，孟什維克份子，或是社會创新黨东说念主──仅仅把托洛斯基和王公貴族們相提並論。這篇文章表現了無可救藥的愚蠢。而在這愚蠢中，包含著某種命定的因素。從歷史上看，只好行將滅一火的集團才會如此墮落、拙劣。 這種令东说念主憤慨的拙劣又同時導出了兩種相互貫連的事實：（1）混亂，極度的混亂。其“混亂”在於官僚集團自己，更正確地說，在於統治階層，由殘渣和垃圾組成的“混杂物”。在這個集團嗾使下將矛頭指向既不屬於王公們也不屬於托洛斯基派的第三種力量──最可能是將矛頭指向官僚統治集團內部有目田傾向的东说念主士。（2）一些反對“托洛斯基份子”的新的實際步驟正在醞釀之中，以打擊斯大林波拿巴主義的影響最大的敵东说念主，我們不错設猜想某種新的政變正在策劃中，以便給斯大林的個东说念主權力以法律上的認可。关联词政變的內容是什麼？當然不可能是一頂金冠。“領袖”的頭銜是終身的，但這樣一來，“元首”的滋味就更露骨了。波拿巴主義“技術”上的問題顯然在政事上已經呈現出越來越大的麻煩，新的步驟正在醞釀之中，比拟之下，基洛夫的被刺殺仅仅一樁概略的預兆长途。 3月31日 事情有多好笑！蘇聯歷史學家涅夫斯基比起蘇聯許多歷史學家來說並不愈加出眾，他的東西和毛糙、陳腐卻又帶著某種樸實的文風──這是相對當時任何竄改歷史的作品而言──有時這樣一個作者正在受到一系列的讲究。為什麼？有一件事也許可作為解釋，在1924年出书的俄共黨史中，涅夫斯基在書目題要裡寫说念： “康斯（坦丁）·莫洛托夫（原文如此）所寫的《論黨的歷史》的小冊子非但無益，况兼還可能无益──書中竟有如此多的錯誤，就在這本僅有39頁的小冊子裡，我們數了數，就有十九處錯誤……”1924年，涅夫斯基決不會料到莫洛托夫這顆明星會高高腾飞，以及書中的那十九處錯誤也並不妨礙這本書的作者成為东说念主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顯然已通過他曾一度（離開現在很久的事了！）在那兒當過領導的組織局作出安排去讲究那個可憐的涅夫斯基……。但是，時過境遷，莫洛托夫這顆星晦暗了，涅夫斯基對這位东说念主民委員會主席的無知所作的評論，說不定會給這位不幸的歷史學家帶來更大的榮譽哩。這果真滑寰宇之稽！…… 4月2日 艾登在莫斯科的談判已經收場，雙方在一項交代公報裡保證互不損害對方的利益和安寧，這項公報通過廣播已家喻戶曉。在前去華沙途中，艾登曾节略地強調說，這不僅是大不列顛對蘇聯應盡的義務，况兼亦然蘇聯對大不列顛應盡的義務。這個問題波及到中國、印度、共產國際和中國的“蘇區”。莫斯科在這方面作念出了哪些保證呢？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即將在莫斯科召開，觀察一下大會的籌備奇迹，就可檢驗克里姆林宮那些保證的性質。沒有中國东说念主、印度东说念主和英國东说念主參加，代表大會是開不成的。但在這次莫斯科談判後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是否還有可能讓中國、印度和英國的代表出席呢？ 假如此大林確實已应允秘而不宣地取消共產國際，那麼，這對社會主義创新事業來說畢竟是大有裨益的。不過這麼一項保證同時也將了了地證明，蘇聯官僚确定已同全寰宇的無產階級決裂了。 昨天我又發了一陣病。虛弱，有點低熱，耳鳴得厲害。上一趟我這樣發病時，亨利·莫利尼爾是在土产货巡警局長那兒。巡警局長向他詢問我的情況，當聽說我病倒以後，果真把他嚇壞了，他驚歎说念：“那太不幸了，太不幸了！……要是他在這兒死了，嗨，我們可不可再用化名字來安葬他啦！”寰球跟他一樣，也都深感不安。 我剛收到一封巴黎來信。我的前妻亞歷山德拉·列沃夫娜·所科洛夫斯卡婭正本跟我們的幾個外甥住在列寧格勒，現已被充军到了西伯利亞。我在國外時，曾收到過她從托博爾茨克祭出的一張明信片，當時她是被解往西伯利亞更遠地區的途中，在那兒暫時歇腳。我們的小兒子，即在技術學院當评释的謝廖沙，已不再來信。他在上一封信中寫说念，周圍盡是些惱东说念主的謠言。顯然他已被充军而離開了莫斯科。我覺得列沃夫娜在最近幾年裡政事上根柢不可能活躍，一則是她年齡已大，二則是身邊還有三個孩子。幾周前《真谛報》上登過一篇專論反對“殘渣餘孽”鬥爭的文章，文章又以那種慣用的流氓語言提到列沃夫娜的名字──不過仅仅順便提了一下；她被控──在1931年！──曾對一批（我想是林業學院的）學生發生過无益的影響。《真谛報》揭發不出她後來犯過什麼误差。但提到她名字的自己無疑就是一種跡象，标明我們在這方面也必將蒙受打擊。 我已故女兒齊娜的丈夫普拉東·沃爾科夫雖已流放，卻再度被捕，被充军到了更遠的地方。普拉東和齊娜的小兒子，即現年八歲的謝瓦（我的外孫兒），最近剛從維也納移居巴黎。在他母親性命的最後階段，他跟他母親居住在柏林。齊娜是在謝瓦上學去以後自殺的。謝瓦跟我大兒子大媳婦住了一個短時期，但由於法西斯顯然即將上台，他們不得不急遽離開德國。為幸免不必要隘改學別國語言，謝瓦被帶到了維也納，在那兒由我們的幾個老一又友安排他上了學。由於奧地利也開始出現反创新的動亂，在我們移居法國後，便決定把孩子轉移到巴黎，讓他跟我大兒子大媳婦一塊兒住。但是七歲的謝瓦說什麼也不愿经受簽證。為解決這個爭端尽然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直到最近我們才把他弄到巴黎。在維也納期間，謝瓦把俄語和法語忘得一乾二淨。关联词他五歲那年剛跟他母親到普林吉坡島來造访我們時，他用那節奏單調的莫斯科口音講的俄語，卻是多麼地流利！在普林吉坡的幼兒園裡，他很快就學會了法語和一些土耳其語。在柏林時，他改學起德語來，到維也納時，已成了一個确实的德國东说念主；如今在巴黎一所學校就讀，他又學起了法語。對她母親的死，他是了解的，有時他也聽到些有關普拉東（他父親）的情況，不過，對孩子來說，他父親卻是一個艰深的东说念主物了。 我的小兒子謝廖沙跟他哥哥截然违犯，他從十二歲傍边就拋棄了政事，部份原因是出於直截了當地反對他的哥哥；他進行體育鍛鍊，愛好雜技，以至想當别称雜技演員；後來他攻讀技術性的學科，在刻苦鉆研後成了别称评释；最近他同另外兩個工程師调和出书了一册有關發動機的專著。如果他確實也已流放，那确定是由於別东说念主報復，而不可能有什麼政事上的原因。 說一下莫斯科的生活狀況。謝廖沙早已結婚。在我們搬出克里姆林宮以後最後住的那套公寓裡，我們曾給他們留了一個房間，他們夫婦倆就在這裡邊住了幾年。約在一年半以前，謝廖沙跟他内助脫離了關係，但因找不到房子，只得繼續住在沿路，直到最近才分開。為了使他倆脫離關係，把他倆送往不同的所在，很可能還出動過格勃烏呢。列利婭或許也已被充军了，這不是不可能的事。 4月3日 我顯然低估了那項關於“托洛斯基殘餘份子”的聲明（見3月30日）在当今的現實意義。“政事行動”的刀鋒已再次朝我的親密夥伴砍來。昨天夜裡，我把我們大兒子從巴黎寄來的一封信地給娜塔莎時，她說说念：“他們決不會充军他；他們要折磨他，從他嘴裡弄出點情況，然後把他殺掉。” 顯而易見，把1074個东说念主充军到西伯利亞仅仅故意製造的一個藉口，以便採取新的措施來打擊反對派。[19]“伯爵、憲兵和王族”所代表的仅仅這個混水潭的前一半，即它的基礎。但要是從《真谛報》引證一段更為完整的摘錄，那就更好了。 ［貼在裡面的剪報］ 我們必須採取确实灵验的措施對付敵东说念主的陰謀。由於昏暴懶惰、動輒受騙上當，由於對反黨份子、對在外國情報機關指揮下活動的敵东说念主抱有機會主義的自滿情緒，這些份子就打進了我們的黨組織。 季諾維也夫份子、托洛斯基份子、以前的王族、伯爵和憲兵的殘渣──所有這一切东说念主類殘渣正勾結沿路，妄圖挖我國的牆角。［“在外國情報機關指揮下”和“勾結沿路”這幾個字底下用鉛筆畫著線條。］ ［底下的剪報上斜畫著幾根線條］ 最近對反黨份子的揭發及內務东说念主民委員部關於在列寧格勒逮捕、流放和起訴前沙皇高級官員的報導标明，還有一些政事騙子和詐騙犯準備投機鑽營。 莫斯科最近審訊了一個名叫沙波什尼克的形跡可疑的投機分子。此东说念主從一個城市跑到另一個城市，到處冒充工程師。有些傻瓜就給他奇迹，並把國家財產交給他，直到很久以後他才表示，被關了起來。還有一個化名為查戈羅登尼、真名叫克拉索夫斯基的冒險家和敵东说念主，自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有些傻子便信以為真，尽然讓他混進選舉委員會當上了委員，而他就在那裏犯下了误差。在薩拉托夫區，有一個間諜［這個字眼底下劃著鋼筆線條］用一套偽造得很拙劣的證件鑽進了一個負責崗位，直到一個時期後才被抓出來槍斃。 （3月25日《真谛報》） “外國情報機關”這些字眼指的是誰？是指那些王族還是指托洛斯基份子？《真谛報》還說他們是“勾結沿路”呢。總而言之，把他們扯在沿路，無非是為了給格勃烏提供一個機會，以便把“托洛斯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當作外國情報機關的間諜赐与起訴。這是再了了也不過的了。 底下是最早關於1074东说念主的問題的聲明： ［貼在裡面的剪報。在“為了外國的利益”這幾個字底下，有鉛筆畫的線條。這整段剪報都包括在一個括號內，1074這個數字寫在頁邊空缺處］一批公民前幾天被逮捕和充军到蘇聯東部地區。包括前貴族、沙皇的高級官員、大資同胞、田主、憲兵、沙皇巡警以过头他一些东说念主，因為他們違反了居住地的條例和護照法。其中有：前王族41东说念主；前伯爵33东说念主；前男爵76东说念主；前大工廠主35东说念主；前地面主68东说念主；前大商業資同胞19东说念主；前沙皇各部高級官員142东说念主；前將領、前沙皇軍官及白軍軍官547东说念主；前憲兵高級軍官、前巡警和警備隊員113东说念主。 在這些流放犯中間，有些东说念主被政府監察機關起訴，是由於他們為了外國的利益而採取反對蘇維埃國家的行動。 （3月20日《真谛報》） 這裡還絲毫未说起托洛斯基份子；到這時為止對外國代理东说念主的指控還仅仅針對前“王族和憲兵”的。剛過了五天，《真谛報》報導說，托洛斯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是跟他們“勾結沿路”的。這即是“混水摸魚”的拙劣計倆。 娜塔莎馬上就穎悟地想像起在獄中的謝廖沙。他準會覺得加倍的苦难，因為他的興趣同政事绝不联系，他確實是個完全無辜的旁觀者，在替別东说念主受苦（簡直可說是：“在吃別东说念主的殘羹冷餚。”）娜塔莎想起了巴魯什金：“它現在要對謝廖沙報復了！”巴魯什金以前是梅吉什切斯克（離莫斯科不遠的一個城鎮）的一個工东说念主，現已被革勃烏徹底收買並墮落了。我想他是在1924年沿路貪汙案件中被揪出來的，雅戈達“挽救”了他，他就此成了雅戈達的奴僕。這個巴魯什金有一度往往伴随我去狩獵和釣魚，我為他兼有创新熱情、打渾和卑屈的性情所驚異。我認識他的時間越長，就越覺得他令东说念主作嘔，於是我把他攆走了。他牢騷滿腹地對穆拉洛夫說：“L·D再也不帶我去打獵了……”後來，如我所說，他在一件貪汙案件中被揪住了。作為一個被赦免的罪人，他就得裝模作樣地标明我方對反對派的仇視，以證明當局對我方是不错信任的。 在我即將流放離開莫斯科前，他厚顏無恥地跑進我的房間，大衣和帽子也不脫下來。我對他說：“你帶著帽子進來幹什麼？”他沒吭聲，像一條挨了揍的狗似地溜了出去。到了車站，格勃烏东说念主員夾住我雙臂押走我時，廖瓦大喊：“工东说念主們看呀，他們是這樣把托洛斯基帶走的！”巴魯什金朝他猛撲過去，用手摀住他的嘴，謝廖沙朝巴魯什金臉上狠狠揍了一拳。巴魯什金咕噥著後退了幾步，不過總算沒有吵起來……，娜塔莎就是想起了這件事，說：“現在他可要拿這筆舊帳來教唆謝廖沙了……” 4月4日 在我們為謝廖沙、列沃夫娜和孩子們的命運擔憂的情況下，我們当今個东说念主生活的一切苦難都成了次要的問題。我昨天對娜塔莎說，“現在看來，在我們收到廖瓦上一封信之前我們的生活差未几可算是幸福和平靜的了……”為了我，娜塔莎表現得極為剛強，关联词她對這一切的感受要比我深得無法预计。 個东说念主報復的動機向來是斯大林制定鎮壓战略時的一個蹙迫因素。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捷爾任斯基三东说念主在組巴洛夫飲酒作樂之際，曾有過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他們在發起的這場反對我的運動中抱成了一團。酒後，他們走上陽台，話題轉到個东说念主興趣愛好之類情味方面。斯大林說，“我最大的興趣是作念別东说念主的死對頭，待一切準備就緒後徹底報復，然後去睡大覺。” 他渴慕對我報復，但沒有完全如願以償。我肉體上是被折磨了一番，但是他在说念義上卻一無所獲。我從未拒絕過奇迹，從未作過“懺悔”，從未覺得“并立孤身一人”；正巧违犯，已經出現了一種不可阻擋的新的歷史趨勢。這個殘忍的傢伙发怵信念，他知说念信念是有爆炸力的，知说念我方在信念眼前是軟弱無力的，這即是斯大林惶遽不可終日的根源。雖說如此，他又十分属目，知说念迄今為止我還不願改變對他的立場，因而刺痛了他的心理。不過，要是在較高一級沒有報復告捷（顯然也不會得逞），還不错用巡警去打擊接近我的东说念主來纸上谈兵。当然，斯大林會绝不猶豫地作一番殺害我的嘗試，但他對政事後果是感到发怵的，他無疑會受到东说念主們的譴責。對我在俄國的好友進行打擊，不可能使斯大林得到他所需要的“滿足”，但會使他們在政事上遭遇極大的麻煩。要不要书记謝廖沙是按“外國情報機關”的指示幹的呢？那就太说不当年了，個东说念主報復的動機將昭然若揭，斯大林本东说念主也會受到东说念主們極大的懷疑。 ［貼在裡面的剪報］ “蘇聯願保證罢手對大不列顛过头自治領的共產主義宣傳。” “倫敦4月3日電，據稱蘇聯交代东说念主民委員會李維諾夫先生在最近同艾登先生的會談中已见知掌璽大臣，說莫斯科政府決定罢手對大不列顛过头自治領的共產主義宣傳。” “看來，在過去幾個月华夏盘算用於這種宣傳的經費已經逐漸撤銷。” 看來這一點很像是事實。應當說句公平話，李維諾夫在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後，現在也認為共產國際現在是個有弊無利的機構了。斯大林從心底裡贊同他的意見。關於逐月縮減津貼的那一條是意味深長的。克里姆林宮已經盘算要給每個黨一定的“清理”階段。誠然，即使過了這個階段，共產國際各個支部也不會銷聲匿跡，但它們的規模將大大縮小，將不得不使它們的活動方式適應於新的預算。此外，還可預料，會有改組、辭職、開小差乃至公開的指責。共產國際內有相當多一批“領袖”、記者和宣傳家代表著一種典型的fromagiste（乾酪）[20]，即“沒有薪金，就無所謂效忠”的混飯吃的那號东说念主。 內外战略向右轉，迫使斯大林拚命地打擊左派，這是他防範反對派的安全措施。但這種安全措施是絕對不可靠的。在蘇聯整個社會表率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必將再次引起嚴重的政事動亂。 此刻我難以撰寫列寧傳。我簡直不想把心想集结在1893年！這幾天天氣突變。花園裡雖鮮花盛開，但從今天黎明以來卻大雪紛飛，什麼東西都給披上了一層白花花的罩子，然後缓慢融解；現在又下起雪來，不過馬上就融解了。天色陰千里千里的，山上的霧偷偷滲入了峽谷，房子裡又冷又潮。娜塔莎款式千里重地在忙家務。生活總不是一帆風順的……除非你胸懷大志，能超然於個东说念主的苦難，超然於軟弱無力的窘境，蔑視形形容色的失约棄義和下流行為，否則，若不逆來順受，荡检逾闲，你就別想活下去。 昨天我讀了維克托·瑪格利特寫的一真名為《伴侶》的小說。這是一個才華淺薄的作者。在他那陳腐而平鋪直敘的文體裡，东说念主們根柢感覺不到那種法國小說偉大學派的痕跡。他的激進傾向不僅很膚淺，况兼心境用事，這種以爭取女權運動為內容的激進主義，在路易·菲力浦時代看來也許還不錯，关联词現在看來卻已铩羽透頂了。小說裡的色情描寫，則有點像巡警局那種案情紀錄的滋味。 4月5日 儘管如此，瑪格利特的小說確實還是了了地响应了法國某些（還決不是最惡劣的）資產階級的圈子裡個东说念主與家庭的關係。小說的男主角是個社會黨东说念主。作者對這個男主角進行了鞭笞，因為他以“資產階級”的──確切地說應該是以奴隸主的態度對待女东说念主。《东说念主民報》上對是否要給婦女以公民權問題的爭論标明，在社會黨东说念主中同樣也流行著充斥於該國功令和法律的那種把婦女當作终点財產的卑劣態度。 其實，就連瑪格利特提倡的条目婦女解放的建議也並沒有超出要為内助爭取一册不受丈夫駕馭的支票簿的範圍。雖然我們不风雅的俄國，還有許多陈旧的風尚，以至還有把东说念主當畜一般對待的現象，在資產階級的舊的精神风雅中，卻還令东说念主屁滚尿流地鑲飾著僵化的偏狹心理、有形的殘忍行為、潤飾的犬儒哲學……要进步一個普通东说念主的品格，還得經過多大的變動、改造和勉力啊！ 天氣還是這樣，下著陰冷的雨夾雪。花園裡依然百花爭艷。不過本年的生果產量將受到相當大的損失。 我們每月約有兩次機會不错收到從巴黎寄來的巨额信件，平時我們這兒收不到信；極其緊急的信件是經由一個中間地址傳遞的，因而要延遲一點才收到。我們現在正等著謝廖沙的讯息──尤其是娜塔莎，他的內心生活就是在這種望穿秋水的情況下度過的。但是要打聽到可靠讯息卻並不簡單。即使在比較順利的情況下，也難以預測能否與謝廖沙保持通讯。我根柢沒給他寫過信，免得給當局任何藉口去折磨他。唯有娜塔莎給他寫過信，儘管如此，信中也只談個东说念主的事情。謝廖沙在覆信中亦然如此。有時候，來信會中斷很長時期。然後，片刻來了一張明信片，通讯也就隨之恢復一個時期。最近的事件（基洛夫等东说念主被謀殺）發生以後，對於同國交代往的信件就确定檢查得更嚴厲了。謝廖沙在獄中，當然就不允許寫信到國外來。如果他已被流放，情況也許好一些，但一切還得視具體情況而定。拉科夫斯基一家在上幾個月的流放期間裡，就完全同外界隔絕了起來，連他們至親寫的信，它們竟然也一封未收到。也許我的某個摯友曾來信談起謝廖沙的被捕事件。但會是誰呢？，顯然一個也沒有了……即使還有哪個东说念主怜悯我，他也打聽不到我們的地址了。 雨停了。下昼四、五點鐘時，我同娜塔莎出去散了一會兒步……天氣是寧靜和柔软的，仅仅天色陰暗了起來；山上白霧茫茫，空氣裡糞臭陣陣。“三月份看起來像四月，現在四月倒成了三月。”娜塔莎說了這麼兩句。不知怎麼地，要不是她教唆我难得她的話，我還未属意她在說話呢。她的語音不由得使我五内俱焚。他嗓音有點啞，又很低千里。內心苦难時，她的嗓音愈加低千里，彷彿是她的靈魂平直在說話似的。我對這種溫柔而苦难的嗓音是十分了解的！隔了好一會兒，娜塔莎又談起謝廖沙來。“它們會要他幹什麼呢？要他直露？但是他沒有什麼可直露的。要他跟我方父親‘脫離關係’？在哪方面‘脫離關係’呢？但正是因為他無從直露，他就會感到前途迷茫。它們會把他關多久呢？” 娜塔莎回憶起，有一次（在1926年）政事局開會之後，我們當時的一些一又友曾在我們房裡等候開會的結果。我同皮達可夫走進房裡（皮達可夫作為一個中央委員，有權參加政事局召開的會議）。皮達可夫心惊胆落地談了“出事”的經過。我在會議上說，斯大林終於成了候選东说念主，不過，這個候選东说念主將成為黨和创新的掘墓东说念主……斯大林退出會場以示抗議。根據倉皇失措的李可夫邊說邊轉過身來對我強調說：“他決不會寬恕你這次說的話，不僅不會放過你，就連你的孩子和孫子亦然不會放過的。”正如娜塔莎所回憶，那時候提到我孩子和孫子的這些說法似乎還遙遠得很，不過是換一個措詞說說长途。关联词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厄運降臨到了我孩子以至孫子的身上：他們被动離開列沃夫娜──他們的命運會怎麼樣？那個大孩子廖弗希卡已經15歲了…… 我們談起了謝廖沙。在普林吉坡時，我們曾經議論過讓他到國外來的問題。但是該去哪兒，怎麼去法？廖瓦熱中於政事，這證明他移居國外是對頭的。但謝廖沙的“志趣”是在商榷所裡搞技術。他待在普林吉坡，是會因埋沒而苦惱的，何況前途還難以預卜。在事態發展過程中，何時會出現突變？突變來自何方？如果我在国外遭遇不測呢？我們很擔心謝廖沙的“命脉”會被奪走。齊娜被送到國外治病──即使是這樣，結局亦然夠悲慘的。 娜塔莎一直在想，謝廖沙在獄中（如果是在獄中的話），款式必定會相称苦难。他也許會以為我們出於某種原因已經把他忘了，讓他聽憑命運的擺布。假如他是關在集结營裡，那他還有什麼可指望的呢。同他在商榷所當年輕评释時比拟，他不可能表現得更好些…… 娜塔莎又想，“或許他們在最近幾年裡根柢就把他忘了。現在又片刻想起他們還擁有這麼一個寶貝，於是決定對這個寶貝編造一個新的大案……”她問我是否認為斯大林會聽說這件案子。我回应說，他從來沒有寬容過這種案件，其實，搞這種案子就是他的專長。 這兩天來，娜塔莎對列沃夫娜想得比謝廖沙還多，謝廖沙畢竟還可能未遇任何麻煩，而現年已經六十的列沃夫娜則已經被遣送到了遙遠的朔方某地。 一個东说念主的品格深度和強度取決於他的精神儲備。东说念主們只好在片刻损失所習慣的生活條件後才會徹底表示我方，因為只好到了這種地步，东说念主們才會回過頭來乞助於我方的精神儲備。娜塔莎跟我沿路生活差未几已有三十三年（三分之一個世紀！）了，在不幸的時刻，她品格的精神儲備一直使我感到吃驚……是我們的強度在衰退呢，還是由於其他的原因，我總是很想把娜塔莎的形象固定在紙上，至少是部分地作念到這一點。 我讀收场萊昂·弗拉皮埃的一册小說《幼兒園》，這是一種售價僅僅兩個法郎的大眾版块。我跟這位作者素不相識。但無論如何，他是很有膽量地展示了法國风雅的後院，即巴黎的後院──况兼是後院裡最陰暗的边缘。在殘酷和自利的生活中，受打擊最嚴重的是孩子，是那些幼小的心靈。弗拉皮埃是這樣來响应主題的，即通過這些后天不良、備受摧折、面黃肌瘦的孩子驚恐的眼睛來看待當今的风雅。故事的藝術性並不強，有些地方沒有寫好，主东说念主公說的意旨有時很幼稚以至矯揉失实。但作者還是告捷地給东说念主以必要的印象。他不知说念前途何方，况兼似乎不想尋找前途，因此這本小說使东说念主感到絕望。关联词，同維克托·瑪格利特那種自鳴高兴的卑劣處方比拟，這種絕望卻要精采千萬倍。 底下是4月4日《东说念主说念報》的標題： ［貼在裡面的剪報］ “政府應當防止4月7日的紅色動員。” （《东说念主民之友》4月1日） 次日，激進黨东说念主部長雷尼埃屈從了。 “我們的抗議已調解了。” （《东说念主民之友》4月3日） 結論：政府對法西斯主義者唯命是聽！ 但這不是他們的最後“結論”，他們還有另一個結論：“我們比任何時候更強烈地条目闭幕法西斯主義聯盟息争除他們的武裝……”讓一個對法西斯主義者唯命是聽的政府去幹吧！這些东说念主果真不可救藥！ ［底下的剪報緊接著貼在4月7日之後］ 亨利·多熱萊爾先生否認他在公眾集會上的演說觸犯法律。 ────────── 此外他對於針對我方的訴訟案的結局殘權充滿信心。 ────────── 盧昂，4月11日訊─西北農民防衛委員會主席亨利·多熱萊爾先生今晨抵達盧昂，當著預審法官勒盧瓦先生的面出庭。 由多熱萊爾在場，法官著手啟封並開始審閱查禁的檔案。多熱萊爾先生就事實经受審訊。他回应說，他以準備好重述一遍他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演講。殷偉這些演講絲绝不可提供他被指控的情理。 多熱萊爾說：“我特別向農民問说念：我們不错號召你們為反對稅收而舉行罷工，你們準備默示应允嗎？” 審訊於中午暫停，下昼二時繼續開庭。這時多熱萊爾先生委託他的書記勒費弗爾參加啟封，因為他將复返巴黎出席當晚在福堡大廳召開的一個討論會。 多熱萊爾由下塞納省農民防衛委員會主席絮普利斯和該委員會總書記勒費弗爾伴随離開正義宮的時候，我們會見了他。他對我們發表聲明說：“我對於預審的結局绝不擔心，因為东说念主們不可能在查禁的檔案材料中或者我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演說中找到什麼可提供訴訟的證據。” 亨利·多熱萊爾先生關於法國農民的一次演講 ────────── 巴黎，4月5日訊─今寰宇午，亨利·多熱萊爾先生在《大使劇場》就法國農民問題作了一次演講。 东说念主們知说念，多熱萊爾為了參加最近一次在布盧瓦區盛名的立法選舉的競選活動，才在農民群眾中開展活動。演講东说念主以“農民將扶直法國”為題，展開論述。他致力于論證農民是代表國家的健全部分。“這部分东说念主在戰後時期沒有得到輕鬆的享受，沒有得到舞蹈廳和八小時奇迹制。”他又确定說對於這部分东说念主歷屆政府什麼也沒有幹過。 多熱萊爾先生為農民辯護，同時嚴厲地批評了議會轨制、國會議員及政府，他以行會和家庭的名義条目改动政府。 農民陣線的農業綱領 ────────── 圖爾，4月6日訊─今寰宇午，在多熱萊爾先生主办下，農民陣線在圖爾市組織了一次大會。會上表決通過一項議事日程，其中強調指出： “诱骗在圖爾的六千名農業耕耘者面對不斷加劇的危機公開聲明，他們但愿扩展一項以下列綱領為基礎的战略： （1）保護和擴大個體所有制，特別是小農所有制。 （2）反對過多的國家过问措施和稅收負擔。 （3）反對托拉斯。 （4）籌建鞏固的職業組織。 （5）进步農產品價格。 他們向政府条目： （1）採取一項能使所有勞動者，也包括地皮勞動者在內的以我方的艱苦的勞動生的經濟战略。 （2）每當波及農業的利益，特別是進行商業協定談判時，應同農業方面代表贪图，反對稱作整頓市場的最新功令。 4月7日 資產階級報紙在吹捧多熱萊爾。此东说念主所走的说念路，確定無疑地是在準備實行法西斯專政。多熱萊爾式东说念主物齐破壞各省市肖當式紳士的軟弱無力的議會慣例。接著，某個东说念主物──也許就是這归拢個德拉羅克（他一點也不比巴迪蓋更壞）──將給議會制共和國以最後的打擊。 地方主義是法國農業情況多樣性的反應。法西斯和法西斯前的地方性綱領將發生變化並相互矛盾，正如葡萄樹種植者、菜農、小麥種植者乃至社會不同階層農民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一樣。但所有這些綱領對銀行、托拉斯和議員的仇恨將是共同的。 共產國際的蠢东说念主和小丑提倡了一種“帶有偏見的条目”的綱領，以取代這場深刻的運動。這種“帶有偏見的条目”仅仅舊學校筆記本的拙劣师法长途。 4月9日 但澤的競選補充了薩爾公民投票提供的教訓。納粹獲得了“獨一無二”的60%的選票；在這種情況下，歸併給德國是沒有問題的。但澤的納粹恐怖鬧得比薩爾還嚴重，這标明恐怖自己並不是決定性的。社會民主黨东说念主幾乎保持著1933年時的票數（38,000張），天主教也同樣如此（31,000張）。共產黨的選票從14,566張銳減為8,890張！在薩爾，這些政黨的票數就區別不出了。因此但澤的教訓特別蹙迫！共產黨還是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在创新風暴即將來臨時，获利最多的是激進的黨。创新被鎮壓下去後，損失最大的亦然激進的黨。在当今情況下，但澤的競選進一步證實共產國際正在逐漸癱瘓。 ［底下是黏貼的剪報］但澤（革但斯克）4月８日 這是当今為止的選舉负责結果： 共產黨东说念主得票的減少早先标明了反對共產黨這一事實，這個行動主要是由反共的納粹恐怖主義領導的。其次由於我們的黨實際上被动處於不对法地位。 國家社會主義黨东说念主得票139,043張；而在1933年5月28日（?）只得票109,729張。 社會民主黨东说念主得票38,105張；前為37,882張。 共產黨东说念主得票7,900張；前為14,566張。 天主教中心得票 31,525張；前為31,336張。 德國民族主義者得票9,691張；前為13,596張。 波蘭东说念主得票8,310張；前為6,743張。 反對派老戰士得票382張。 在250,498名登記選民中有13,000名來自國外。灵验票共計234,956張，達總選票的95%，而在1933年只達92%。 國家社會黨东说念主得票少於總選票的60%，沒有達到修訂革但斯克憲章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目標。 共產黨东说念主的進展 ［“4月9日”是用普通字體寫上的］ 共產黨东说念主 工东说念主國際法國支部 1928……………………3501 8395 1932……………………4647 6865 1934……………………5218 5571 1935……………………6240 5462 在卡爾文，三個月來統一總工會已经受了一萬名新會員。 ［以上句子用鋼筆畫出著重線］ 《东说念主说念報》4月9日 相称蹙迫的資料！！！ 弗朗丹的一位候選东说念主被榮納省一個農民黨东说念主擊敗。 在維澤萊依選區（榮納省）農民黨候選东说念主瑪利─加洛在星期天以890票對648票擊敗由弗朗丹撑持的民主聯盟候選东说念主柯斯達克，當選為區議員。 議長（弗朗丹）是該地區的總顧問，因此前天的選舉結果對他十分不利。 ［此段剪報折蓋著。“農民黨东说念主”一詞劃了著重線。“《东说念主说念報》4月9日”用墨水寫在剪報上，剪報頁邊寫著：“按照《东说念主说念報》，加洛是代表‘共同陣線’的。”］ 幾天前我在一張《真谛報》上看到題為“法國向何處去？”的文章。正如法國东说念主所說，這份報紙是靠托洛斯基辦起來的。他們的分析多半是對的，但還有好多話沒有說出來。不知這一系列文章是誰替他們寫的。但無論如何這個东说念主是能干馬克想主義的。 《东说念主说念報》4月9日 ［附件剪報貼在上头］在斯特雷札[21]會議舉行之前 卡爾·拉迪克對歐洲條約草案進行分析 莫斯科，4月8日訊─蘇維埃報刊為斯特雷札會議準備奇迹發表了長篇評論。在今晨發表的所有文章中，應當说起下列一篇，在這篇文章中，卡爾·拉迪克對稱作“歐洲”條約的草案進行評論性的分析。依照拉伐爾先生的觀點，應當用該條約代替地區性條約。 拉迪克教唆讀者，一切在斯特雷札作出的有關蘇聯的決定，只好在蘇聯应允後才能奏凯。接著拉迪克擺出以下觀點： （1）在蘇聯遭受侵扰的情況下，如像準備提交的草案所吹噓的那樣，恭候和依賴國聯的裁決，那將是幼稚和危險的。拉迪克寫说念：“應當付之行動。” ［最後一句話用鉛筆畫出著重號，並用鋼筆在這段翰墨邊上注说念：“正確！”］ （2）航空條約為歐洲考慮到能採取自動的和立即的制裁。关联词拉迪克責問说念：“對西歐如此明顯不错預見的敵方空中威脅難说念對東歐就小些嗎？對蘇聯可能進行的片刻襲擊不嚴重嗎？” 幾處矛盾 （３）东说念主們怎麼能夠指望，在一朝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國聯的所有成員國會樂意攜手调和，再次確保歐洲受到威脅的某個地點的安全呢？ （4）既然德國和波蘭再三強調不願冒險參與解決跟它們利益绝不联系的衝突，並拒絕讓外國軍隊通過它們的領土，從而阁下了，或者說迴避了東方條約，那麼有朝一日當一項寰宇性條約取代東方條約後，东说念主們是否還能笃信德波兩國會改變我方的觀點呢？ （5）最後，英國的新聞機構已明確默示英國布參加這條約了，那麼，這樣一個條約會有什麼益處？ 關於東方條約 拉迪克補充说念：為了制定一個歐洲條約所作的長篇空論，唯独結果是，給歐洲地區的敵對國家以充分的時間來完成他們的軍事準備和侵扰準備。 因此，演說家得出結論：［邊注：“值得难得！”，在“給歐洲地區的敵對國家”和“雄辯家”下用鉛筆畫著著重線。］ “蘇聯要繼續實現地區性條約，用它把一切被鴕鳥战略激愤的國家和隱蔽在［以下刪去］……團結在我方周圍。” 倫敦，4月9日訊─上院議長鮑爾溫先生昨晚在威爾士地區當特利諾發献技說時大聲快什么说念：21世紀的諷刺家能為我們的時代描繪出怎麼樣的表象來！ 他們認為強國好像是戰後的病东说念主，這個病东说念主的健康恢復期頻繁地中斷以及由於舊病復發而受到阻礙。誰也不願動大手術，裁減軍備。违犯，經濟國有化的治療圭臬比疾病更晦气。 某些东说念主以至試圖有一種稱作獨裁的徹底治療措施。一朝這種形勢渊博歐洲，东说念主們就會像在瘋东说念主院裡行走。 在上院議長眼中，在動亂的寰宇上只好英國是唯独尚能保持平穩的國家。他說：“我們沒有中斷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國王一直在位，他是东说念主民的首領和僕东说念主。我們幸免了创新、流血、暴政和毒害。我們的幽默感使我們遠遠離開了在別處随地跋扈的某些非非之想。”［上头三段用直線在邊上劃出，“瘋东说念主院”這幾個字用著重線劃出，最後一段用黑線畫圈。］ 英國的那些保守黨傻瓜在……歐洲瘋东说念主院裡！ 廖瓦把列沃夫娜從她流放地發出的一張明信片轉寄給了我。字跡還是那麼瑰丽，帶著一點稚氣，還是毫無怨言…… 親愛的廖瓦，您3月3日的來信已轉到了我這兒，我是在幾天前剛收到的。我真為廖瓦高興！我但愿他跟你們在沿路，但愿她的生活終於會日常起來。他這個可憐的小夥子如今不得不適應另一種語言了。他的相片，我也已收到。顯然他已長高了許多。我生机你也已收到我從暫住的托博爾茨克發出的信。 現在我已經到達恒久性的棲居地──奧姆斯克省，烏伐茨克區，傑米揚斯克，普爾托娃家。我未及時收到的那筆錢，是否已璧还給您了？孩子們的來信，我都已收到，但對他們的生活情況還不太了了。我姊姊雖一再要我迂缓，但因我不在，她跟孩子們的生活约略是很苦的。我身體還不错。這兒沒有醫生，因此我也必須保持健康。我現在正恭候著廖瓦的更多的讯息。 祝你健康， 你親愛的亞歷山德拉 1935年3月30日 ［這是貼在裡面的明信片，后面寫著：］ 法國 巴黎 ［這裡有一转被劃掉］ 留局待領郵件 盧夫勒街 ［旁邊寫著：這是列沃夫娜寫給我兒子廖瓦的明信片］ 4月9日 對於究竟是誰下令處決沙皇一家的問題，反创新報紙曾一度進行浓烈的辯論。目田派东说念主士似乎傾向於認為，是烏拉爾執行委員會在同莫斯科失去聯繫的情況下私自採取這個行動的。這不合适事實。這個決議是在莫斯科通過的。這一事件發生於內戰的危险關頭，當時我所有的時間幾乎都在前線渡過，因此我對處決沙皇一家事件的回憶是很不完整的。我願在此描述一下沃所記得的情況。 有一次，我在莫斯短暫逗留期間──我想是在處決羅曼諾夫一家之前幾星期──我在政事局裡未必拿起，鑑於烏拉爾形勢危险，最佳還是加速對沙皇一家的審判。我提議進行公開審判，拿沙皇時代對農民的战略、勞工战略、少數民族战略、民族文化战略过头兩次戰爭等误差來揭露沙皇整個統治時期的暗淡面。審判過程要在全國範圍內用無線電廣播：（？）［問號打在這一转上头］在各鄉［由幾個村子組成的地區］，每天要把有關審判過程的報導進行宣讀和議論。列寧约莫上是這樣回应的：“假如真能作念到這一點，那就好了，但……也許時間不允許了……”我們沒有進行辯論，因為我專注於其他奇迹，沒有堅持我方的建議。况兼，據我回憶，當時政事局裡也只好我們三四個东说念主：列寧、我、斯維爾德洛夫……我記得加米涅夫當時不在場。那個時期列寧的款式相當抑鬱，對於我們能否告捷地确立起一支軍隊信心不足……接著，在葉卡特琳堡失守後我又到莫斯科去了一次。在與斯維爾德洛夫的談話過程中，我順便問了一下，“哦，對了，沙皇現在關在哪兒啦？”“已完蛋了，被槍斃了。”他回应說。“他家屬在哪兒？”“他全家沿路槍斃了。”我顯然有點不测，問说念：“他們全家？”“是的，他們全家！”斯維爾德洛夫答说念，“怎麼啦？”他恭候著我的反應。我沒有回应，仅仅問说念，“是誰作出這一決定的？”“是我們在這兒決定的。伊里奇認為，我們不應當給白匪留住一面活的旗幟，讓他們重整旗饱读。在當前的困難形勢下尤其應該這麼作念……”我沒有再進一步問下去，我認為這件事已經結束了。其實，這一決定不僅是權宜之計，况兼亦然必要的。這一即決裁判的嚴酷性向全寰宇标明，我們將绝不海涵、前仆后继地繼續戰鬥下去。沙皇一家之是以必須處決，不僅是為了必須使敵东说念主感到驚慌、恐怖和氣餒，况兼是為了振奮我們我方的隊伍，向他們顯示，我們已破釜千里舟，我們的前途不是徹底勝利，就是徹底覆滅。黨內知識分子约略對此是有疑慮的，不贊成的。但是工东说念主和士兵群眾並沒有良晌的懷疑。他們不會清爽，也不會经受任何別的決定。這一點，列寧吵嘴常了解的。猜想群眾、怜悯群眾和站在群眾一邊是他最大的特點，特別是在政事上的偉大轉折點…… 我在國外時，曾在《新聞報》[22]見到過一篇描寫如何槍殺、焚屍等情節的文章。這些內容裡有几许是真實的，有几许是虛構的，我一無所知，因為對於如何執行判決，我絲绝不覺意思，况兼，說實在的，我也不睬解這有什麼意思。 法國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繼續幹著毀滅性的蠢事。他們把我方的對立面弄到足以激愤資產階級、使反動勢力動員起來並使法西斯特遣隊武裝起來的地步；但總的來說還不足以使無產階級實現创新的大團結。他們似乎是故意要激愤階級敵东说念主，而同時又不給本階級帶來任何利益。這是走向毀滅的一條確定無疑的捷徑。 4月10日 今天──已快是夏天了──我和娜塔莎在山裡分散時，細細琢磨著我方列寧對審判沙皇問題的一次談話。除了時間因素除外（由於前線可能發生決定性的事變，我們“沒有時間”把一次影響很大的審判進行到底），列寧對於沙皇一家很可能有另一種考慮。根據司法的慣例，当然不可能處決沙皇的家屬，使沙皇家屬成為犧牲品的情理，在於構成君王轨制中框的那項原則：他們是王朝繼承者。 關於謝廖沙，什麼讯息也沒有，也許會很長一段時期沒有他的讯息。長期的恭候反而使早先幾天的焦慮變得磨叽了。 在辛比爾斯克陷落後到喀山陷落前我第一次準備向前線的時候，列寧悶悶不樂地說：“俄國东说念主太仁慈了，真懶散軟弱，”“我們确立起來的，仅仅一碗米糊，不是什麼專政……”我對他說，“為了給我們的軍隊奠定基礎，我們應該用堅強的创新中枢從內部維持鐵的紀律；應确立起可靠的保安部隊，始知從外部同這支部隊內部的创新中枢一齊發揮作用，逃兵英绝不猶豫地赐与槍斃；我們應該讓配戴左輪手槍的政委截至每一個‘spets’［在紅軍中擔任技術專家的前沙皇軍官］以保险灵验的領導；我們還應該監立起軍事创新法庭，並為作戰勇敢的個东说念主頒發勳章。”列寧的回应约莫上是這樣的：“這話完全正確，絕對正確，但沒有足夠的時間了；如果我們的行動過於嚴厲（這是絕對必要的），我們我方的黨也會進行干預的，他們會發牢騷，會接二連三打電話來，會使勁拖住我們的上衣後擺──總而言之，是會干預的。當然，创新不错鍛鍊东说念主，但時間實在太少了……”當列寧從我們的談話中確信我绝不懷疑勝利將屬於我們後，他便熱誠地撑持我的前線之行，幫我進行準備，况兼關懷備至，一天中接連打來十次傍边的電話，詢問準備奇迹作念得怎麼樣了，問我們要不要隨火車帶一架飛機去，等等。 喀山失陷了，列寧被社會民主黨东说念主卡普蘭行刺受傷。我們在收復喀山後，又收復了辛比爾斯克。我在莫斯科暫留期間，列寧正在哥爾克村逐漸康復。斯維爾德洛夫對我說：“伊里奇但愿您去望望他。我們一塊兒去好嗎？”於是我倆去了一趟。從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和克魯普斯卡婭出來迎接我時的神態中，我意識到她們是多麼心焦、多麼熱誠地期待著我。列寧款式怡悦，看上去身體也好。我覺得他似乎在以不尋常的视力注視著我。列寧有這樣一種習慣，就是當他發現东说念主們在某一方面有所成立時，他就對他們默示出相称的寵愛。他對我那種不尋常的视力就使我感到這是他對我的“寵愛”。他熱切地聽我講述前線的情況，滿意地、幾乎是闻宠若惊地接連讚嘆。“我們打贏了！”他說。接著，他的語氣片刻變得堅定和嚴肅起來，“要是我們告捷地在軍隊裡確立了表率，那就意味著我們在其他任何地方也不错確立表率。有了表率，创新將是不可戰勝的。” 當我和斯維爾德洛夫跨進汽車時，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正站在大門口正上方的陽台上，這時我又覺得伊里奇那種同樣略帶稚拙而又一覽無遺的眼神。看來他好像還想說些什麼，但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表達。這時他的一個警衛員捧出幾盆鮮花，放進我們的汽車裡。列寧不安地露出了愁容。“您不會覺得不讲理吧？”他問说念。我沒难得這些鮮花，因此不睬解他為如何此關懷。一直到我們駛近莫斯科──1918年秋季那又飢又髒的莫斯科──時，我才深感不安起來；在這種時候，帶著鮮花驅車兜風合適嗎？但我也馬上領悟了列寧的關懷，他預料到我是會不安的。他確有先見之明啊。 第二次我遭遇他，我對他說：“幾天前您問過我關於鮮花的問題，當時我烂醉在我倆見面後的興奮中，是以連您猜想的‘不讲理’是指什麼我也沒有領會。直到我們駛近莫斯科時我才猝然醒悟。”伊里奇立即問说念，“這把您弄得像個麥肖契尼克［造孽商东说念主］了吧？”接著他親切地笑了起來。這時我又覺得他的视力特別親切，這種眼神彷彿响应了他對我清爽了他而感到的怡悦……在哥爾克村時的點滴細節，給我留住了多麼深刻、多麼澄莹、多麼難忘的印象！ 我同列寧有過幾次浓烈的衝突，因為每當我同他在紧要問題上發生紛歧時，我總是開足馬力爭辯。這種事實對於每一個东说念主說当然是難忘的，後來那些不肖門徒便拿這些事實大加渲染、大作念文章。关联词我同列寧兩东说念主間只要一使眼色，相互就心領神會的例子卻要多出一百倍，况兼我們的團結總不错使一個問題在政事局內保證獲得一致通過。這種團結，列寧覺得吵嘴常可貴的。 4月11日 鮑爾溫認為歐洲是個瘋东说念主院，唯獨英國還保持著千里着冷静。仍然還有國王，有下議院、上議院，英國既幸免了创新和暴政，又幸免了毒害（見他在蘭特利諾的演說）。 事實上，鮑爾溫絲绝不睬解在他目下發生的事情。鮑爾溫和列寧這兩種知識份子典型之間的距離，比起凱爾特族巫師和鮑爾溫之間的距離來，著實要大得多。英國不過是歐洲最新型的瘋东说念主院长途，况兼很可能會證明是特別焦躁的瘋东说念主院。 在上屆工黨政贵寓台前的競選階段，韋伯夫婦倆，即悉尼和比阿特里薩，曾到普林吉坡島上拜訪過我們。這些“社會主義者”很樂意经受斯大林關於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他們洋洋高兴地指望好意思國打一場殘酷的內戰，但他們卻為英國（和斯堪的那維亞）保留著和平漸進到社會主義的特權。為了說明那些不怡悦的事實（諸如十月创新、階級鬥爭的爆發以及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原因，同時為了維護他們那種費邊式的偏見和癖好，韋伯夫婦倆（為適應於他們盎格魯薩克遜的經驗論）便創造出一種社會發展有“多種類型”的理論，並為英國成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的典型而歪曲歷史，以便使英國獲得一種和平的典型。其實，當時悉尼·韋伯即將经受國王賜給他的伯斯費爾德勳爵的頭銜。這樣，他就不错作為陛下的大臣太太平幽谷重建社會了。[23] 當然，韋伯夫婦對鮑爾溫比對列寧更親密些。他們雖是受過精致拔擢的东说念主，但是在我聽起來，韋伯夫婦猶如來自另一個寰宇。確實，他們還吹噓我方未參加過任何教派呢。 4月14日 在斯特雷札，墨索里尼、拉伐爾和麥克唐納這三個社會主義的叛徒代表著他們本國的“民族”利益。最下流而無能的是麥克唐納。此东说念主渾身渗入著奴顏婢膝的習氣，就連他同墨索里尼會談時的姿態也不例外（見報上刊登的相片）。他的這一特徵極為杰出，在第一次組閣後的任期內，他就迫不足待地給那個剛剛加入工黨的貴族裙屐少年莫斯利一個職位，而這個裙屐少年正巧把加入工黨作為發跡的捷徑。如今就是這個莫斯利正試圖把神智日常的英國改变成歐洲瘋东说念主院的另一個病房。要是這一點他沒有辦成，別东说念主确定也會辦到──无关紧要的法西斯主義在法國就勝利了嘛。這一趟工黨可能執政的前途將大大刺激英國法西斯主義的發展，總的看來將在英國歷史上展現出浓烈動盪的一頁，這同鮑爾溫與韋伯夫婦的整個歷史觀、哲學觀是完全對立的。 1930年9月，即約在韋伯夫婦來訪後兩、三個月，辛西婭·莫斯利，這位冒險家的内助和恶名昭著的寇松勛爵的女兒，到普林吉坡來訪晤過我。當時她丈夫還在“從左的方面”抨擊麥克唐納。我猶豫了一陣後应允跟她會晤，不過結果證明這次會晤是毫無意義的。這位“貴婦”由一個女伴伴随而來。她以輕蔑的神態談到麥克唐納，還說我方是怜悯蘇維埃俄國的。但她的一封密封信件卻足以标明她當時的態度。大約三年以後，這位少婦片刻死了。我不知她在活著時是否曾經投向法西斯政營。 大約就在這時或稍後一個時期，我收到過比阿特里薩·韋伯的一封來信，她在信中主動地力圖為工黨政府拒絕給我簽證的作念法辯護，或者說解釋。（我應該找一下這封信，但我現在連一個祕書也沒有。我沒有給她答覆，那是毫無意義的……） ［底下是貼在裡面、用英文打字的信件］ 手本： 1930年［用墨水寫］9月4日於伊斯坦布爾 親愛的托洛斯基同道： 我切望同您見一會兒面。您確實沒有必要跟我見面，因為（1）我是英國工黨黨員，該黨曾極其荒謬地拒絕您進入英國，不過我亦然獨立工黨黨員，我們確曾竭盡全力想讓他們改變主意；（2）我是寇松勛爵的女兒，他正是您在俄國時的倫敦外務大臣。 关联词我是一個熱情的社會主義者、下議院議員。我認為現政府毫無價值。我剛看完您的自傳，我已好久沒有見過這麼是我感到饱读动的書了。我十分欽佩您的生平。現在，偉东说念主似乎已極為罕見，要是能同當代一位不灭东说念主物見上一面，將不勝榮幸。因此我懇切但愿您會讓我領受這樣的榮幸。不用說，我並不是作為新聞記者或別的什麼扮装，而是作為一個個东说念主，作為我本东说念主而來的──我是在前去俄國途中，星期一即將乘船前去巴統─第比利斯─羅斯托夫─哈爾科夫和莫斯科。今寰宇午我到普林吉坡來，特別想來拜訪您，但如果有什麼未便，星期一之前無論哪一天我都不错再來。不過，我確實但愿今寰宇午您能迎接我一會兒。 您友好的辛西婭·莫斯利 4月27日 又中斷了好長時期。我專心致志於第四國際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南非部分的綱領性文献。現在到處都點燃了馬克想主義创新想想的火焰。我們各個小組都在商榷、批判、學習和想考──這即是他們遠勝於社會黨东说念主和共產黨东说念主的地方。這些長處在紧要事變中是會發生影響的。 昨天我和娜塔莎在濛濛細雨均分散時，遭遇前边這麼一班东说念主馬：一個是懷抱周歲嬰兒的少婦，在她前边有個兩周歲的小小姐，這位即將臨產的年輕女子手裡牽著一隻山羊，山羊身邊還有一隻小羊羔。她們五個──確切地說是六個──就這樣在路邊慢吞吞地走著。那山羊总是想跑到路邊去品嘗灌木叢的綠葉；這女子只得使勁拖著繩子；小小姐一會兒掉在後頭，一會兒奔到前边；小羊羔則往往鑽進灌木叢……我們在回家路上又遭遇了她們這一家子──她們還在缓慢地朝村子走去。這女子氣色很好的臉容顯得十分謙恭和耐烦。她约略是西班经纪东说念主或義大利东说念主，以至或許是波蘭东说念主──這兒有好幾戶外國工东说念主階級家庭。 ──────────────── 還是不見有關謝廖沙命運的讯息。 ──────────────── 《時報》在一篇發自莫斯科的報導中难得到，本年的“五一”節口號隻字不提右傾反對派，只說要開展反托洛斯基份子和反季諾維也夫份子的鬥爭。這一次向右轉的经由將是空前的，比斯大林所預見的经由要嚴重得多。 ──────────────── 由我編輯的《俄國反對派通報》最近一期（第43期）的封面題詞，不由得使我感到吃驚：出书第七年。這意味著我這第三次移居國外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第一次移居持續了兩年半（1902-1905），第二次長達十年（1907-1917），第三次……這第三次將持續多久呢？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移居國外期間，一直到戰爭爆發時為止，我目田安祥地跑遍整個歐洲，並暢所欲言地談論即將發生的社會创新。仅仅到了普魯士以後，我才需要謹慎提防；在德國其他地區，巡警方面一般說來還是相當寬容的。在歐洲其他國家裡，包括巴爾幹半島各國在內，就更覺仁慈了。我是帶著某種靠不住的保加利亞護照旅行的，這張護照，我想仅仅在普魯士邊境那兒出示過唯独的一次。那時果真極樂時代！在巴黎公開舉行的政事性集會上，俄國僑民的各個派別為了爭論恐怖活動和武裝起義的問題不错一直打到深宵以後……巡警站在街上（我想是在舒瓦齊林蔭说念110號），根柢不到會場裡去調查那些大打出手的东说念主。仅仅到了深宵以後，咖啡館老闆為了使越來越狂熱的情緒平息下來，才不時關關電燈──對於僑民的破壞行為，沒有採取其他任何措施加以截至。在那幾年，資本主義轨制自認為多麼強大、多麼保險啊！ 4月29日 愛德華·赫里歐[24]前天在里昂說： “我們已經完成了创新；為了得回创新后果，我們以至已經恭候了半個多世紀。今天我們已具備著為各種可能的改动，為各項可能的發展乃至為各種進步所必需的幹部。”［這是貼在裡面的剪報。前兩句底下劃有鋼筆線條，這整個一段都用鋼筆墨水打著引號。］ 這即是赫里歐拒絕同“创新行動”的擁護者達成協議的原因。 “我們既不可贊同那些提到创新行動的东说念主，也不可贊同那些否認必須根據國防需要組織國防的东说念主。”［這是貼在裡面的剪報。這幾句都用墨水括在括號內。］ 一個偉大的歷史時代通過赫里歐之口表達出來了──這是保守民主主義的時代，是普通法國东说念主最幸運的時代。同歷史上一樣，一個壽終正寢的時代在崩潰前給我方下的定義是最明確的。 不久前資產階級曾通過赫里歐之口說：“我們已經完成了创新”。無產階級卻回应說：“我們可沒有完成了创新。”正因為如此，現在的資產階級才不會容忍為進行各種可能的改动所必需的組織──革掷中產生的組織。赫里歐代表的是過去。最近這一期（4月28日）《時報》刊登著一篇社論，極陰險地談論法西斯同盟這個問題。后生东说念主“神魂顛倒”了嗎？既然它是未來，就應當愛護它。大資產階級已作出了我方的決定。 根據最近的報導判斷，共產國際代表大會顯然還會在五月間於莫斯科召開。很了了，斯大林簡直再也不可能取消或延遲召開代表大會了；他再這麼幹，就將成為極大的醜聞。艾登的訪問徒勞無益，跟法國的談判陷於困境，也都可能促使他產生了“嚇唬”這些會談“夥伴”的想法。哎呀，這次代表大會將嚇唬不了任何东说念主。 教皇在無線電廣播中向盧爾德的虔誠教徒祝贺 “盧爾德4月28日電──教皇的彌撒已於今寰宇午4點20分結束。” 稍後，擴音器书记說，东说念主們將聽到梵蒂岡的聲音，並說庇佑六世陛下將向虔誠的教民祝贺，接著，幾分鐘後，在一派寂靜中庇佑六世陛下對來自寰宇各地的宽广东说念主群默示萬分戴德。”［這是貼在裡面的剪報。盧爾德這個字底下用墨水劃著線條。］ 旧年我和娜塔莎就在盧爾德。那兒多麼原始，不风雅，又多麼朦胧！那是一家專售神跡的商號 ，一家以神的恩典為往复的營業所。那神龕自己給东说念主一種簡陋的印象。當然，那是教士們打的心理學的算盤，不要使小匹夫被商品化的傳教事業的大場面嚇跑，小匹夫怕見過於奢華的商品櫥窗。但這些小匹夫是最虔誠的不错從它們身上騙到好多油水的顧客。最详尽的要算是羅馬天主教會通過無線電對盧爾德的祝贺了。那毫無價值的福音尽然能同無線電話等分秋色！关联词更豪恣、更可憎的是，輝煌的工業技術尽然可跟羅馬巫術頭子的巫術相結合。东说念主類的想想果真陷在我方的茅廁坑裡了。 5月2日 激進派幾乎已在全國範圍內阐发了競選集團。如今，社會黨东说念主（包括馬丁博士的地方市政集團在內）被他們昔日的盟友指為具有“破壞性”和“反民族”的傾向。無論馬丁怎麼發誓我方愛國和熱愛表率，也將無濟於事。他將無可挽救了！“社會黨东说念主”非但沒有同激進派決裂並對激進主義提倡控告，反而發現我方已被逐出聯合競選集團，被控為叛國。 激進派在我方的恇怯深處找到必要的“勇氣”。那就是，他們是在大資本的皮鞭下行動的──雖然大資本未来就會拋棄他們而投向法西斯主義。只好處在共產黨东说念主的皮鞭下，社會黨东说念主才能顯示出每種類似於原創精神的東西。但是斯大林分子我方也需要挨一鞭子了。老實說，無論什麼鞭子要挽救他們，都已為時太晚。不久後需要的將是一把掃把──把所有想要成為创新政黨的那些垃圾掃除乾淨。 5月4日 法蘇協議已經簽署。法國共產黨的各種報紙，儘管有些細微差別，但有一點是完全一致的：該條約的意義在於束縛蘇聯，使蘇聯不可跟德國調情；同以前一樣，我們确实的“一又友”是義大利和英國，再加上小協約國和波蘭。在法國看來，蘇聯不是盟友，而是一種典质品。《時報》刊登了一幅振奮东说念主心的莫斯科五一節閱兵的相片，但又意味深長地附上一句：判斷一支軍隊的确实實力的依據，並不是閱兵場面，而是包括運輸、供應等協同因素在內的工業力量。 波特姆金在同赫里歐互致電報時，把他稱為“我國的一又友”。內戰剛開始時，约略是在無數次的動員中，波特姆金本东说念主到了前列。當時負責南边戰線的斯大林任命波特姆金擔任某一軍（也許是師吧？）的政事部主任。我在一次巡視過程中到那個政事部去視察了一下。波特姆金（那時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說了一番極為肉麻和虛偽的話來向我默示歡迎。布爾什維克奇迹主说念主員和政委們顯然被弄得不知所措。我不去理會他的歡迎詞，而是在幾乎把他推出講台後談起了前線的形勢……過了一個時期，政事局對南边戰線的全體奇迹主说念主員進行調查，波特姆金的名字被提倡來討論，斯大林當時在場。我說，“果真一個難以容忍的傢伙，跟我們毫無共同之處。”斯大林則為他撐腰：“他已使南边戰線的某個師對他相称敬畏了，”道理是說他已把這個師訓練得很好。季諾維也夫因在彼得格勒時已對波特姆金有所了解，是以撑持了我。他說：“波特姆金向雷斯納评释一樣，不過還要更壞些。”我想，我是在這時才知说念他以前還是一個评释。列寧問说念：“那麼它在哪一方面真這麼壞呢？”我回应說，“他是個阿諛迎阿之徒！”顯然，列寧認為這是在暗指波特姆金對斯大林低三下四的跟从相。不過我並沒有這樣想。我仅仅在追忆著波特姆金對我獻殷勤時發表的那些很不像話的歡迎詞。至於我是否放手過那個誤解，我可不記得了。 法國的“五一”節是在一種期凌和恇怯氣氛中度過的。內政部長下令，即使在樊尚丛林也不准舉行请愿遊行；果然，儘管《东说念主说念報》大吹大擂，發出種種威脅，但是根柢沒有遊行。“五一”節仅仅繼續表示並進一步表示了這場鬥爭的全過程。如果這些領導機構在3、4月一昧阻撓和束縛工东说念主，一昧使工东说念主處於东说念主心惶遽、士氣渙散的狀態，那麼 ，當然，在5月1日，任何奇蹟也不可能激發起敢作敢為的堅定態度。列昂·勃魯姆和馬賽爾·加香照樣在有條不紊地為法西斯主義鋪平说念路。 我們一如既往，繼續過著監獄般的生活：四面是牆，不見东说念主影。每天沿著那後院、花園同山坡之間的小徑散一次步。那小徑兩端都是村子。是以步行一次時間不長，約三十分鐘就行；若花一小時分散，就得來回跑兩次。這同在監獄裡分散进出無幾……當然，我們不错爬山──我們有時是爬的──但爬山很疲勞，心臟難受。每過一兩個星期，到格勒諾布爾去買東西，我幾乎從不过出……但當我意識到法西斯反動派正在日益贴近後，比拟之下，那一切即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了。 未来是本市競選日，它具有蹙迫的代表性意義。激進派已經分裂。左翼少數派主張搞政事聯盟。右翼多數派主張搞國家集團。這次分裂是激進主義失勢過程中一個相称值得难得的階段。不過，這個階段所採取的方式可能是很怪誕的，城市裡的選票會增多：整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派將投激進派的票。但是激進派將逃脫不了我方的命運。 4月［原文如此］5日 競選日。在“反集體主義”的口號下，所有的纪律部隊都出動了。與此同時，兩個工东说念主階級政黨由於怕嚇跑“中產階級”，都不敢舉起社會主義的旗幟。因而這些倒運的政黨從他們的社會主義綱領中得到的只能是失敗。 收音機正在广播《蝴蝶夫东说念主》。今天是日曜日，家裡除了我們除外就沒有別东说念主了。我們的房東不是出去訪客，就是去本质他們的公民義務──投票了……一批騎自行車的东说念主在街上飛馳而去，最前边的那东说念主在唱《國際歌》──顯然他是工东说念主競選糾察隊的隊員。兩個工东说念主階級政黨和兩個工聯主義組織，雖然在政事上都已信譽掃地，但還是有著歷史慣性所形成的巨鼎力量。在那些拖著千里重背负的老的“创新”組織不可作必要的紧要改动的緊要關頭，包括政事進程在內的社會進程的有機性就立即表示出來。馬［克斯］·伊斯特曼过头他东说念主的理論認為，创新家就是（约略根據他們我方的藍圖）用手頭資料确立起嶄新社會型態的“工程師”，這種理論該是多麼的荒謬。而好意思國的這種機械論試圖詭稱我方比辯證唯物主義還進步！從廣義上說，社會進程是有機的進程，而不是機械的進程，這樣說更接近真谛。好意思國东说念主伊斯特曼連橋樑建築方面的見解也頗為幼稚。信仰科學的社會發展理論的创新者在想想圭臬和奇迹圭臬方面同醫生更為接近，特別是外科醫生，而不是工程師。如同醫生一樣，创新的馬克想主義者也得靠性命過程的那種自主的節律……在法國当今的條件下，馬克想主義者似乎是一個“派別”：歷史的慣性，包括工东说念主階級組織的慣性，對他是不利的……馬克想主義的預見势必是正確的，但可能會以兩種方式表現出來：要麼是群眾在為時還不太晚的情況下走馬克想主義策略的说念路，要麼是無產階級隊伍被阐发。當前這個時代仅仅在這兩者之中抉擇。 1926年的這個季節，我和娜塔莎在柏林時，魏瑪共和國的民主還處於全盛時期。德國共產黨的战略雖早已離開馬克想主義的軌说念──如果不错說該黨战略曾在這種軌说念上充分運行的話──但該黨自己依然還代表著一種給东说念主印象深刻的力量。五一”節那天，我們隱匿我方的姓名成分參加了亞歷山大廣場的遊行。那兒簡直是东说念主和旗的海洋，东说念主們在滿懷信心性演說。我感到要駕馭這宽广的东说念主海，絕非易事…… 我回到莫斯科後第一個星期四舉行的政事局會議，給了我更令东说念主萎靡的印象。莫洛托夫當時主办著共產國際。此东说念主並不笨，也有些個性，但才智有限，反應遲鈍，进军想像力。他不熟悉歐洲，看不懂外語。他了解我方的弱點，因此就越發頑固地堅持我方的“獨立性”。其他东说念主則無條件地撑持他。我記得魯祖塔克曾為了我翻譯的一篇《东说念主说念報》上的文章，同我發生過爭論，說譯文有“傾向性”，要赐与改正。他從我這兒把報紙拿去，在字裡行間比畫著手指，一會兒找不到說的是哪一段了，一會兒又我方搞糊塗了，但還是像拿盾掩護我方一樣地用无礼的神態來掩飾我方。其他东说念主照樣還是撑持他。他們确立了一種猶如神聖法律般的相互保證的轨制（根據1924年奥密作出的一項專門決議，政事局委員保證相互之間絕不公開爭論，而在與我論戰時則應相互撑持）。我站在這些东说念主眼前，猶如站在一堵沒有門窗的牆前一般。當然，這個問題還不是主要的。在個东说念主的無知、狹隘、頑固和敵意的背後，东说念主們幾乎只须用手指一摸就能感知特權階級在一切波及自身利益問題上的那種很明锐、很穎悟、很有膽量的社會特徵。关联词德國共產黨毫無保留地依靠著的，正是這個特權階級。這就变成了當時形勢下的歷史悲劇。1933年法西斯主義一上台，因謊言和欺詐而從內部阐发的龐大的德國共產黨便化為烏有，收場了。這一點，莫洛托夫和魯祖塔克並沒有預見到，关联词這本來是不错預見的…… 後來事態發展的整個過程證明，問題並不僅僅在於莫洛托夫個东说念主的侷限性或进军遠見。官僚轨制的人性沒有改變，其基本特徵已树大根深。共產國際執行的對法國创新的毀滅性战略，並不亞於對德國创新的战略。與此同時，歷史慣性還在起作用，那些騎著自行車大叫《國際歌》的后生东说念主當然幾乎都是共產國際的信徒，雖然共產國際給他們帶來的只能是失敗和恥辱。玄虚地講，当今被推在一旁的“派別主義者”即馬克想主義少數派如不自覺地參與鬥爭，东说念主們就不可能擺脫困境走上歷史正途。但這确定是個參與有機過程的問題。东说念主們必須懂得其規律，正如醫生正如醫生必須懂得“东说念主體本能的恢復才智”一樣。 在兩星期專心致志地讀了幾本小說以後，我現在身體覺得不太讲理。馬塞爾·普雷沃寫的《克拉莉絲和她的女兒》，這本小說很講貞操，但那是一個老妓女的貞操。普雷沃像是個精神分析學家！他不单一次把我方稱為“心理學家”，還引證保羅·布爾格，並稱他是心臟問題的權威。追忆起奧克塔夫·米爾博談論布爾格的話，我理所當然地會產生蔑視、以至厭惡的感覺。這部文學作品實在是太膚淺、虛偽和铩羽了！ 一册俄國小說，帕烏斯托夫斯基寫的《柯爾希達》。作者顯然是一個參加過國內戰爭的老水手，有天才，藝術上比所謂的“無產階級作者”強。他對大当然描寫得很出色，不错看出那是一個水手所特有的敏銳视力。在刻劃（外高加索的）蘇維埃生活時，他不時地使东说念主想起一個優秀的體育教練，但是肘關節被用帶子緊緊束縛著。但也有些振奮东说念主心的勞動、獻身和熱情的畫面。看來也許很奇怪，他刻劃得最告捷的扮装是一個英國水手。這個水手由於在高加索一籌莫展，於是為蘇維埃事業幹了起來。 第三本小說，是雅歌夫·伊林寫的《偉大的裝配線》。這本小說是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的完好的樣板，不過這還算不上是最壞的樣板。作者描寫的是一個拖拉機廠的“猖厥事蹟”──該廠是如何确立起來、如何經歷的。廠裡遭遇許多技術問題和瑣碎小事，东说念主們還在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相對而言，小說的文體寫得比較活躍，但還只能說是一種文學生人的文筆。在這本“無產階級”作品裡，無產階級被遠遠地拋在幕後；處於最杰出地位的，卻是組織幹部、行政幹部、專家、經理以及──機械器具。上層同群眾之間的鴻溝自始至終貫穿在伏爾加河上這條好意思國式裝配線的整個能人詩篇中。 作者對黨的路線是極虔誠的，他對領袖滿懷著公務式的看重。很難弄了了那種心境的真誠经由或對反對派的仇視经由究竟如何。因為那都是被动的，是義務的。小說中托洛斯基份子確實也佔有一定的（雖然是次要的）地位；但作者卻起勁地把《真谛報》上那攻擊性社論的觀點拿來強加在托洛斯基份子身上。不過，雖然小說純粹出於好意，但讀起來往往使东说念主覺得像是一篇對斯大林政權的諷刺作品。這宽广的工廠在還沒有终端就運轉了起來；機器有了，但是沒有地方給工东说念主住。奇迹沒有有機地組織起來，沒有足夠的水，到處雜亂無章。再要作些準備奇迹，就得暫時把廠關閉。把廠關掉嗎？那斯大林會怎麼說呢？這還是向黨代會等等作過保證的呢。令东说念主作嘔的拜占庭主義取代了有條不紊的考慮。其結果是变成了东说念主力的極大浪費和拖拉機質量的低劣。作者引述斯大林在工業行政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延缓發展速率嗎？不可能。西方怎麼樣？”（1927年4月，斯大林曾爭辯說，工業化速率問題同處在資本主義包圍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毫無關係：“發展速率”是我們的“內部事務”。）因而要把上头指定的速率延缓是“不可能的”。但為什麼把發展速率定為25，-而不是40或75呢？規定的發展係數無論如何根柢沒有達到，為接近這個係數而付出的代價即是質量低劣、工东说念主喪命、機器磨損。东说念主們從伊林的這本小說裡，通篇都不错看到這一點，雖然作者抱著公務式的虔誠態度…… 有些細小情節很叫东说念主吃驚。奧爾忠尼啟澤（在小說裡）是用“你”來稱呼工东说念主的，而工东说念主則用“您”來稱呼他。整個對話的風格都是這樣，作者本东说念主卻認為這是十分当然的事。 在描寫裝配線的情節中，最可憎的是工东说念主进军政事權利，进军個性，特別是那些無產階級后生被告誡要唯命是從。有個后生工程師不经受過多的任務，黨委就教唆他最近有“托洛斯基主義”傾向，威脅說要開除他。后生黨員對后生一代中為安在职何領域都沒有杰出貢獻的問題進行了辯論。辯論者纸上谈兵的情理是相當慌亂的。其中有個东说念主無意中說说念，“這不會是因為我們受到壓制而变成的吧？”結果他被群起而攻之：我們不需要討論的目田，我們有黨的指引，有“斯大林的教導”。黨的指引──無需討論──這正是“斯大林教導”的內容，反之，斯大林的教導不過是經驗主義地玄虚了官僚們的經驗长途。正是由於在后生东说念主的性情裡灌輸著奴性、拜占庭主義和虛假的“睿智”，是以官僚們永遠正確的教條就窒息了后生。约略有些纯熟的东说念主正躲在某處奇迹。但在那些向后生一代灌輸官方色调的东说念主的身上，卻有著洗刷不掉的不纯熟的特徵。（第一册日記完）小黑屋 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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